第二部分
4. 迟来的追悼会
文化大革命时期，辽宁财经学院的卢仿坪、徐井淋等人对我父亲这样一个懦弱的知识分子极尽迫害之能事，对我父亲泡制了冤案假案，实现了他们歇斯底里的打击报复，达到了他们丑恶的目的。他们掌了权，升了官，使我父亲和我们全家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但是父亲还是相信着，忍耐着，等待着正义的到来。
一九七六年粉碎了“四人帮”，中央开始对受迫害的干部、知识分子进行平反纠正错误。被迫害赶到农村的“牛鬼蛇神”也陆续的回城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全国四百多万地主富农分子被摘了帽子，但是辽财掌权的文革急先锋们，他们泯灭了人性，凭着兴旺的官性的和野心，不仅迟迟不通知我父亲摘帽平反的事情，更是不给办理回大连的户口，凶狠狠地让父亲留在农村终老。一九七八年底全国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开始，我和哥哥找到市政府有关部门才得以把户口转回了大连。中央在一九七八年就开始平反冤假错案并一再重申“既无政治问题就应作恰当地安排”，胡耀邦在中央组织会议上还说：“必须坚持纠正过去的错误，不管是哪级组织，哪一个领导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事地改正过来”，他们不仅推托平反，推诿责任，当我们全家回大连后，也不按规定给我们分配房子，让我们全家蜗居在无法做饭临时的学生宿舍，当我看到学院其他老师都分到房子时，我去学院里申诉分房时，他们才想起学院里还有一个叫方堃的人，我们这个被抛弃的无房户欲哭无泪。在我多次据理力争的情况下，学院才给我们家分配了一处房子，总算让我们有安身之地。
卢仿坪、于书记等人在文革时不仅散尽诬蔑之词，迫害我父亲，在我父亲去世后，依然冷酷无情，他们的思想还在文革的路上狂奔，说假话，欺骗弱势的人们。我父亲长年病魔缠身，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四日那天，含垢忍辱，离开了我们，他活着学院里当权者没有告诉他摘帽平反的消息，去世后也缄黙无声，学院也没开追悼会，也不做评价，那时粉碎“四人帮”已经四年了，后来我听说一九七八年财经学院召开平反大会，但没有通知我们去参加会议，我父亲是财经学院文革时唯一戴帽子的地主分子，那是严重的敌我矛盾，我们的精神还没有逃离苦海，还日夜沉郁在恐惧和不安中，也在期望中。
为了把事情弄清楚，我去院里人事处找到于处长（就是父亲以前得罪的于书记，当上了人事处处长）询问他为什么不给父亲开追悼会，他说学院里为了节省开支，现在都没有追悼会，无论哪个人。我听后将信将疑，想想父亲，心里十分难过，往事涌上心头，这么多年，从四清到文革，他们打击报复，诬陷迫害，搞得我们家破人亡，姨母惨死，小弟弟成了弧儿，父亲临死也没有闭上眼睛，托孤的场面清晰在目，我的心阵痛着，学院没有给父亲一个正确的评价。
那几天，我的心很郁闷，有一天在路上见到了财经学院朱临云老师的女儿，她说他父亲得了肺癌去世了，我问她：“院里给你父亲开追悼会了没有，她说学院里给开了追悼会”，我一听肺都气炸了，我父亲和她父亲都是在同一个系里工作，我父亲和她父亲去世相差仅十几天，为什么不给我父亲开追悼会，这不是明目张胆的歧视吗？这不是明火执仗报复，虽然文化大革命结束四、五年了，但文革的阴魂没有散，又伺机反扑我们家身上。带着怒火第二天一大早我跑到财经学院人事处，找到于处长质问他，“为什么要骗我说，院里为了节省开支，任何员工都不开追悼会了，为什么能给朱老师开追悼会，不给我父亲开，他是地主分子吗？对待员工为什么不一视同仁，必须补上我父亲的追悼会”，于处长自觉理亏，无言以对，他耍惯了漫天大谎的伎俩也不灵验了。当时告诉我，院里研究研究，明天通知你。第二天于处长打电话通知我，决定给我父亲补上追悼会，并抓紧择日举行。追悼会那天，财经学院的有关领导和系里的教职员工都参加了，悼词里对父亲给予了充分肯定，高度的评价。在有花圈和挽联的追悼大厅里，望着父亲的遗像，我放声大哭，压抑了多年的苦水，一泻而出，我默语着，父亲啊，我终于给你找回了尊严，找回了冤屈，找回了公正，父亲的灵魂得以安息了。
虽然迟来的追悼会离父亲去世已经一个多月了，但是我和哥哥弟弟们的愿望和最终的孝心也完成了。名字刻在木板上未必不朽，名字刻在石头上未必流芳百世，父亲的名刻在我们的心灵上，是真正的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