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2. 为了父亲的嘱托
押送农村三个月后，财经学院停发了父亲的工资，我们家一分钱生活来源也没有了，全家生活陷入了绝境。二哥在辽宁盘锦青年点，剩下全家老小没有一个劳动力，生活走向崩溃，绝望无援。本已身体赢弱的父亲哮喘病也加重了，总不能坐着饿死，无奈的父亲拖着病躯也拿起了镰刀到生产队去干农活挣工分，没干上三天就病倒了，再不能干活了。父亲在农田干活不到三天，用无力的手臂握着镰刀去割谷子，将谷子拦腰割下，根子留长了点，这引起了生产队不满，遭到了生产队无情地批斗，说是破坏社会主义集体财产，是反革命行为等等。当时我十六岁，四弟十四岁，也都是年少未成年，但面临是生存还是饥饿死亡，必须做出选择，苦难不是与生俱来的宿命，要么灭绝，要么与苦难较量。父亲病倒的第二天，把我和四弟叫到跟前，悲叹地告诉我俩，“爸爸没有工资了，家里一分钱也没有了，我们没法生活下去，我没办法了，从明天开始你和老四去生产队干活吧，我知道，你们还是孩子，应该是读书的年龄，但是这一家人没有一个劳动力，不干活就等着饿死，还有老五，小六也等着饭吃。”父亲一边说着，一边不住地哮喘着，望着一脸稚气的五弟和姨母怀中刚出生不久的六弟，我和四弟使劲地点了点头，象歃血为盟似地说：“爸，您放心，我们明天就去生产队干活”。就这样，那年我们俩扛起全家老小生活重担。
第二天早上，生产队吹哨集合，到队里去分配工作，我和四弟是城里的孩子，又是生产队最小的社员，要体力没体力，要个头没个头，对农活更是一窍不通。记得那时天气比较干旱，西边的山坡上种的是果树，为了保住果树的湿度，那天的农活是一部分人到东边夹河去挑水，从夹河挑水到果树园子，来回一公里路，夹河在低洼处，果园在高坡处。我家里没有水桶，当地人叫水筲，我就向房东二大娘借了一副水桶，一个水桶装满有三十斤，大半桶也有二十五斤，两个大半桶就有五十斤，我从来没有挑过这么重的东西，加之我个子小，一辈子个头都没有超过一米五八，体重只有八十斤，哪里能挑起五十斤的水，但是挑不起来也得挑，父亲的话时刻在耳边，家里的惨象就在眼前，我用扁担挂钩把两边勾挂在水桶上的把上，扁担放在肩上，使劲地想站起来，但是个子太小，力气也小，怎么也站不起来，我用双手扶着扁担，帮助我的小肩膀，咬着牙，挺直了身，算是站了起来，但是两桶水也摇晃起来，两条小腿也被水桶压的直哆嗦，颤抖不停，就这样战战萦萦，东倒西歪地挑着五十多斤的水蹒跚地朝着果园前行。每走几步就把水桶放下来，喘口气，直直腰挑起扁担再往前走，这样走走停停，挪着秧歌步，不知走了多长时间，把水挑到了果园，当两桶水倒在果树根下时，我几乎瘫软在果树旁。我只挑了一趟就累的不行了，看到其他社员来回都挑了两三趟了，有的社员很轻松的挑着水在我面前走过，也有的社员看到我挑水踉踉跄跄的样子不住地发出轻蔑的扑哧扑哧的笑声。
第一天参加生产队干农活就是挑水，这一天我也没挑上几趟，从早上日出开始挑水，中午回去吃饭，下午接着继续挑，直到日落。晚上收工了，回到家里，我的肩膀像撕裂了一样，疼痛红肿的老高，像个小馒头，痛得我一夜无法入睡，我怕父亲看到伤心自己默默忍着没有告诉父亲，几年来我懂得有苦不要向别人诉说，也不要让亲人痛苦。
到生产队干活的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生产队又开始吹哨集合，这一天还是挑水，因为第一天已经累得腰酸腿疼，心理恐惧，所以第二天挑水时刚开始几乎无法走动，索性把水桶放下，拎着一个放在前面，后头又把另一个水桶拎起来，放在前面，几乎是一点点挪动的，可是这样也太慢了，怎么能挣到工分呢，横下一条心，咬咬牙，还是挑吧，但当把扁担放在肩上时，肿起来的肩膀像针扎一样难以忍受，但工分还是要挣的，没有工分哪里有饭吃，这一天我就挪挪桶，拎拎桶，不断的变换着，夕阳西下，总算熬到了晚上。到家才发现我肩膀的皮已经磨破了，血水往外流，还有的皮都脱落了，我不知道是疼痛的还是委屈得止不住的眼泪淌了出来，可是还得忍，不能和父亲说，父亲需要我呀，这个家需要我呀，我不能倒下。
干农活的第三天，我实在坚持不住了，但是仰天哀叹也没有办法，我又去了生产队报到，这天还是挑水，我肩膀的血和脓水不停的往下流，肩膀疼的已经无法忍受了，看到水桶就心生恐惧，别说再挑水了，但是我又不敢和生产队长提出换别的活，因为我知道我是地主子女，是“牛鬼蛇神”，是被改造被打倒的对象，你倒了谁能扶你呢，只能忍着，忍着别人不能忍的。我找到了一块布放在肩上，做了一个肩布，这样疼痛或许能少一些，我又咬着牙，痛苦地拿起扁担，为了父亲的嘱托，为了全家的生存，还得熬。后来肩膀的皮一层层脱落后，肩膀流脓后慢慢出现了茧子，像死肌肉一样厚厚的，挑担子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这大概是经历了痛苦后的赏赐吧。
到了十月底，农村的菜果和庄稼开始次第成熟了，生产队安排我去无天地的稻田看鸡，看着鸡别进田里吃稻穗。一天，山上有个摘苹果的女社员下来送给我几个有疤痕的被鸟叼过的苹果，我捧着有伤疤的苹果心里充满了感激，忍不住吃了两个，转念一想家里还有父亲和弟弟，他们还没有尝到苹果的滋味，一种愧疚感油然而生，我赶忙收起苹果回到家里给了父亲和弟弟，看着他们奢望的眼神，看着他们含着久违的水果甘甜我心里有说不出慰藉，农村和土地，穷苦和磨难，像树根一样深深地埋在我的生命里。
我四弟那年十四岁，因为饥饿又瘦小，生产队长一看这个孩子太小又不能干什么农活，就分配他去放生产队小牛、小马。四弟把牛赶到夹河边，看着小牛、小马吃草，不让牛马吃着庄稼，这样的活看了几个月。有时也看不好，这些牛马不听话，也动不动偷着跑到苞米地里吃苞米秸子，生产队长郭青发现了就骂四弟和抽打四弟。平日稍有不如意也经常骂四弟。郭青是一个很凶恶的队长，他看人总是斜着眼，说话总是侧着脸，我从来没看到他笑过，连个狰狞的笑也没有，但也有着高度的“阶级斗争警惕性”，忠实执行着“阶级斗争纲领”，也总是愿意借机泄私愤，更是表现自己的革命性，有一次，他借机恶骂四弟，四弟不服气和他犟嘴，他又施展了队长的威势，动手狠打了四弟，一脚把四弟踹倒，四弟从小就是个调皮的孩子，有着天不怕，地不怕的禀性，看到队长这样无休止没完没了地欺辱他，便爆发了他的反抗，他抓住了郭青队长的手腕咬了过去，队长疼的啊呀的叫了一声，然后恶狠狠用脚在他身上猛踹几下，就扬长而去。像这样挨打挨骂的事情在我们姐弟 俩身上常常发生，象是习以为常了，也许这样才能表现出生产队长和农民们对阶级敌人地主分子的憎恨。
刚到生产队干活，我姐弟俩就尝到了常人不能吃之苦，耐常人不能耐之劳，忍常人不能忍之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