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1. 押送农村
一九六九年七月，我的姨母又生了我的小弟弟，乳名小六，本不会料理生活的姨母，生活压力加重，使家里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当时父亲被关在“牛棚”，家里无人照料姨母，面对窘况，我只好暂时放弃上学，整日在家照顾姨母，每天做饭，洗洗涮涮从早忙到晚。
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一九六九年八月末的一天，卢仿坪的打手徐井淋把我父亲叫到一个小屋子，严严实实地关上门，阴森的脸上透着杀气，十分可怕，凶恶地对父亲说：“你知罪吗？”父亲回答说：“不知道”，他接着说：“不知道，你从老家跑出来上学，为什么不通知贫协”，（贫下中农协会），父亲说：“我出来上学是政府开的介绍信，那时根本没有贫下中农这个名称”，父亲还要解释，徐井淋容不得父亲再说话，硬是拽着父亲把他带到了学院大礼堂。
礼堂里的批斗会早已准备好了，嘈杂的声音夹杂着革命口号，还有“打倒XXX”的喊叫声，父亲刚被拽进礼堂，徐井淋立即给我父亲脖子上挂了大牌子，上面写着“逃亡地主”，然后念起了事先准备好的罪状，这突如其来的莫须有气炸了我父亲，他差点昏了过去，他隐隐地听到有人呼口号声，什么罪大恶极，民愤极大，打倒方堃等口号，最后通知我父亲，回家准备准备，押送农村。
一九六九年九月初，我父亲从“牛棚”里放出来，脸色非常沮丧地告诉我们“我被戴上‘逃亡地主帽子’，咱们全家要被押送农村，你们不能再上学了”。一边说着一边现出痛苦的表情。父亲还说“以后我们再也不能回大连了，咱们去照个全家照吧”，不几日父亲带着我们去了大连黑石礁照像馆照了张全家像，这张像竟成了我们家最后的永久的纪念。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早晨，一辆大卡车停在了我家门口，凶煞的徐井淋又来了，他喝令我们把家具行李扔上车，马上押往农村。我家早已家徒四壁，仅有的几件裹体的衣服和御寒的被子装在了算是家具的两个破旧木箱子里。那年我十六岁，四弟十四岁，五弟五岁，六弟才两个半月。姨母抱着只有两个半月的六弟坐在驾驶室里，父亲和我们坐在卡车上面的货箱里，坐在卡车上面货箱的我们这群年幼无知的孩子，还傻想着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大有作为。因为那时正是轰轰烈烈地上山下乡高潮，千千万万青年奔向农村，我们哪里懂得我们一家是被押送，被改造的‘牛鬼蛇神’，是发配流放呀，正如方苞所言“余经秋审，减等发配”。看着我们顶着风沙坐在汽车货箱上面傻笑的样子，父亲不住地哀叹，我们哪里懂得父亲的心， 那真是“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身为“逃亡地主”被押送农村，路漫漫，夜茫茫，惶恐与零丁有谁知，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汽车载着凄凉的一家渐渐远离大连颠簸在陌生的山路上，经过五个多小时的车程，汽车在新金县夹河庙姜隈子大队停了下来，父亲和我们抬头远望，荒岭茫茫，百纳衣似的土地摇拽着几片庄稼，污浊的河水懒惰地流淌，现在回想当时那破败穷村和不懂事的我们，真是“稍离烟瘴近潮潭，疾病衰颓已不堪”，我们全家也是落难，父亲的心是多么衰弱疲惫痛苦不堪。
夹河庙姜隈子大队就是我们被押送落户的地方，车停下来，徐井淋从驾驶室里跳下来，他先去了大队部安排交代了一下，就由一位大队部干部和他一起坐上车把我们送到了郭圈子小队。郭圈子小队是个贫穷落后的村庄，村子里没有电灯，农民用小碗装着煤油，用几股线捻在一起放在煤油碗里点燃照亮，能住上平房的也没有几户人家，院子里是矮矮石头砌成的土墙，村子的东面有一条河，叫夹河，过了夹河，上一座小道，直走几公里地，就到了夹河庙公社，我们住在村南头，西头是山，山上是果树园子，北头是郭圈子小队的队中心，有晒粮的场院，小队里开会的小队部，有马车棚，还有小队的粮仓，放马饲料的仓库，场院里还放着打稻子时用的人工手动脱粒机。顺着小队部一直往北走就是独隈子小队，再往北就到了大队部姜隈子，我们家是郭圈子小队第一个下放户，也是文革时第一个到此地落户的大连人，所以招来了很多看热闹的农民。原来在一九六四年有一个被定为反革命的叫刘奎胜的人家，也在此落户，原来这一个穷山僻壤是被改造犯人流放地。
卡车停在了一个低矮的平房门前，徐井淋告诉我们：“到了，下车吧，把你们的行李拿下来”，我们把两个破旧的木箱子和一卷行李拿了下来，放在院子里，这时房子里走出一位约五十多岁的老太太，后来我们叫她二大娘，她的丈夫去世多年，自己带大了几个孩子，二大娘面目看上去比较和善，我的心理少了些许恐惶，二大娘家住在正房，把我们暂时安排寄居在她家的侧房，这侧房是她家用来装杂货和磨房的，从来没有人住过，里面睡觉的小屋有一个炕，外面屋子门口有口大锅，还有一个大磨盘，这个屋子乱七八糟地堆放着她家的杂物，她时常还要拿杂物和推磨，磨玉米。二大娘的侧房，也就是杂货房和磨房的窗户上，没有玻璃，用一块塑料布钉在窗框上，风一吹，呼搭、呼搭的呼啦啦地响，屋子里四面透风，冬天墙上总是挂着厚厚的一层白霜，像一层层白雪贴在墙上，寒风袭来，全家老少冻得瑟瑟发抖，在昏暗的油灯下围着磨盘蜷缩着，我们没有棉衣，抓把稻草焐在脚上取暖，每逢冬天，我们手脚都免不了多处冻伤。
我们一家人挤在小土炕上无法睡下，我是个女孩子也不方便，就把家里仅有的两个破旧木箱子摆在一起，每天晚上蜷伏在箱盖上，就这样，我们一家开始了农村生活，即使这样也算是奢望，毕竟有个栖身的地方。
大约在第二年六月份，也就是一九七○年六月份，上级政府为下放户批了一些钱盖房子，以解决下放户无处住的问题，郭圈子小队就在村里最南头靠近无田地的边上盖了五户土房子，房子前面是空旷的无田地，大约走到了头是四五里的路，左边是稻田，右边是玉米地。房子盖好后我们就从二大娘的侧房搬到了这个新盖的房子，说是新房子，莫不如说是土窝棚更准确，房子是泥土和石头砌成的，低矮的墙，房子屋顶用几根在山里砍下的树干横卧着算是椽子支撑房屋，上面铺上稻草和杂草，用泥和工业盐撒在上面，屋里的墙上还长着小草，也能看见虫子和蛇在墙缝里爬来爬去，屋子很狭窄，躺在土炕上翻身都会压着别人。房子分左右两间，中间一个过道，进门一个大锅扣在灶台上，这个土房上无片瓦和规整的石头，恐怕连个残垣断壁都谈不上。房子门口的荒草无精打彩地爬在那里，深深地嵌入了我年少幼稚的心灵，那种坐着大卡车奔赴农村广阔天地的傻劲早已无影无踪，倒是“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似初醒，天涯话凄凉，烟雨恋大连，心不由得颤抖着，方感到押送流放在他乡，夜茫茫，何处是家乡？
一天下大雨，左边靠墙的那间屋子房顶被水冲得漏了个洞，雨水汨汨地往屋里灌，我和二哥，弟弟看见屋顶涮涮地流下的水不知怎么办了。雨越下越大，屋顶流下的水越来越多，用盆子和水桶接水也来不及，我们索性在屋里地上挖个坑，让雨流到坑里去，然后再用盆从坑里往外舀水，泼到屋外去，雨水不停地从屋顶往屋子里灌，我们不停地往外舀水，经过了几个小时，雨停了，我们往屋顶一看，房屋顶上已经被雨水冲灌得有大锅那样一个大洞，炕上都是水，炕上的泥土和雨水混黏在一起，成了泥浆。我们家住的是地头，地势低，这次大雨门口成了水塘，我们左边的房间不能住了，全家挤在右边的房子里，生活的杂物也堆在炕上。第二天，二哥和四弟又打了些稻草把房顶铺好，再用泥和工业盐撒上，屋里地上挖的小坑也不敢填上，等待以后下雨再用，后来我发现左边的小屋地上长满了野草和毒磨菇，墙上还爬着小细蛇和各种各样的小虫，看着就觉着瘆得慌。
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深深刻在记忆里，回忆起来，不由得想起杜甫草堂“床头屋漏无干处，两脚如麻未断绝”，杜甫在颠沛流离之际，虽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所，但秋天八月，一夜大风，草堂被损毁，又遭大雨接踵加持，苦不堪言，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天灾人祸，贫病交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