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邹力（Lee Zou）博士是杜克大学医学院药理学与癌症生物学系主任，杜克大学乔治·巴特格勒尔（George Barth Geller）杰出教授
邹力博士此前任职于哈佛医学院，是该校病理学教授，同时担任麻省总医院癌症中心的科研主任。此外，他还是詹姆斯与帕特里夏·波伊特拉斯癌症研究冠名讲席教授（James and Patricia Poitras Endowed Chair of Cancer Research），并兼任 Dana-Farber/Harvard Cancer Center 癌细胞生物学项目联合负责人。
邹力博士的研究重点在于阐明人类细胞中 DNA 损伤与 DNA 复制异常如何被 ATM 与 ATR 检查点通路识别和响应。他与同事的研究系统解析了 ATR 检查点的激活机制 及 ATR 在癌细胞中的功能，为癌症治疗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和潜在策略。
邹力博士在纽约石溪大学冷泉港实验室（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完成博士阶段训练，随后作为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副研究员/博士后研究员，在贝勒医学院（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与哈佛医学院接受博士后训练。
邹力博士曾获得多项重要荣誉与奖项，包括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杰出研究员奖（Outstanding Investigator Award）。他是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会士，并担任 Molecular Cell、Molecular and Cellular Biology、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及 Cancer Research 等国际权威期刊的编委。
【华e生活·北美发布】作者：雅岚
邹力（Lee Zou）博士，他在分子的裂隙中缝合生命，也在日常的缝隙中缝合世界。
——题记
第一章
那束光：一个孩子第一次“看见生命”
1. 光从日常里照进来
有些人的命运，是在很早的时候就被悄悄点亮的。
不是被灌输、不是被安排，
而是像光穿过窗帘缝隙一样，
静静落在一个孩子的世界里。
邹力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光里长大的。
他的父母都是大学教师。
他常跟着父母去学校。
一走进实验室，空气立刻变了——
酒精的气味，粉笔灰的细末，
试管和烧杯在灯光下反射出清冷的光。
他对科学最早的记忆，
是实验室里运转的仪器。
指针在表盘上轻微摆动，
烧杯里的溶液呈现出不同的颜色，
穿白大褂的叔叔阿姨在实验台前专注操作。
那时的他并不明白他们忙碌着什么，
却隐约意识到：
世界并非表面所见，
在安静之下，有一套严谨的秩序。
2. 书页的召唤
父亲从美国带回一些书。
其中印着清晰的 DNA 图像——
精密、对称，令人过目难忘。
年少的邹力未必完全读懂文字，
却反复翻看那些图形，
第一次感到，
生命是可以被理解的。
他并不是被引导成为科学家。
那条路，
更像是自己慢慢从脚下长出来的。
别人做实验是为了完成作业，
他却在笔记本上画下反应箭头；
别人面对解剖时紧张回避，
他却静静观察那颗跳动的心脏——
生命第一次在他心里留下节奏。
后来他说：
“也许每个人都有命运的召唤，而我的，
就是去理解生命本身。”
3. 真正的起点
“那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次觉醒。”
他说。
不是在哈佛，
不是在冷泉港，
而是在更早的时候——
在实验室的灯光下，
在缓慢移动的指针前，
在印着 DNA 图像的书页里。
一个孩子并不完全懂，
却已经知道：
生命值得被理解。
那束光，
就是他的起点。
第二章
冷泉港的黎明：世界把他推向更高处
1. 清晨的静度：走进更深的世界
冷泉港的早晨有一种独特的静度。
海雾在玻璃外轻轻漂浮，
远处的树林被薄光罩住，
一切都像在等待某件重要的事情发生。
年轻的邹力走进实验楼时，
显微镜的电流似乎在低低地响，
那声音像一条稳稳的线——
牵着他走进一个比童年更深的世界。
如果说童年的显微镜让他第一次看到生命，
那么冷泉港的清晨
让他第一次意识到——
世界，可以大到让人惊艳。
2. “像第一次看到大海”：思想被打开
冷泉港是一个特别的地方。
那里的人走路都很快，说话也快，思考更快。
但奇怪的是，这种速度并不让人疲惫，
反而像潮水拍打礁石，
让人感到一种自然的力量。
他第一次坐在讲堂里，
听诺奖得主画出复杂的 DNA 修复路径，
那条路径蜿蜒、细密，却又美得几乎像艺术。
那一刻，他突然有一种站得很高的感觉——
不是别人把他举起来，
而是他自己被世界轻柔地推上去。
“那种震撼像第一次看到大海。”
他说。
你知道大海存在，
但当你站在它面前，
你的胸口会突然被摊开一样，
那种辽阔感，甚至会在身体里哗哗作响。
3. 三种光：开眼界、自信、坚持
那几年，他常总结为三种光。
第一种，是大开眼界。
世界不再是课本上的“知识”，
而是许多人一起追赶真相的巨大现场。
第二种，是自信。
不是别人给的，
而是在一次次理解困难概念的瞬间里生长出来的——
像一朵小小的花，突然在石缝里开了。
第三种，是坚持。
这坚持没有任何壮烈，
只是每天凌晨十二点从实验楼走出来，
海光贴在玻璃上，
你知道你累，
也知道你会明天继续。
这三种光，是他后来所有选择的底气。
4. 第二次觉醒：世界接住了他
很多人以为科学是密不透风的，
像公式、像器皿、像表格。
但对他来说，
科学第一次像“空间”一样出现。
他形容那种感受：
“思想第一次有了呼吸的位置。”
他说过一句非常安静却意味深长的话：
“那是我生命中的第二次觉醒。”
第一次，是童年对生命的看见；
第二次，是冷泉港对世界的看见。
世界变大了，
但他没有被淹没——
他被世界接住了。
第三章
为什么是杜克：未来第一次安稳下来
1. “这里的尺度让人安心”
多年后，他第一次来到杜克大学，
只说了一句：
“这里的尺度让人安心。”
他说：
“波士顿无论生活还是科研，都太挤太卷，
你无处可退。”
而杜克不一样。
它的节奏是稳的，
空气是松的，
人是愿意帮忙的。
冷泉港让他第一次看见思想的辽阔；
杜克让他第一次感觉未来有落脚点。
两者之间，有一种暗暗相连的呼应。
2. 三次“看见”，三次“打开”
童年的显微镜，是他看到生命第一次跳动；
冷泉港，是他看到思想第一次升高；
而杜克——
是他看到未来第一次安稳下来。
三次“看见”，
三次“打开”，
构成了他人生里最真实的方向感。
第四章
当生命出错时：ATR 与“修复”的温柔
1. 生命的文本，从来不完美
生命是一部被无数次抄写的书。
每一次复制、每一段曲折、每一处微小的偏差——
都会在这部书上留下痕迹。
有些错误无伤大雅，
像一首歌中的一次即兴；
有些却是致命的，
像一个突然跑偏的音符，让整首乐曲失去平衡。
在分子生物学的世界里，
这些“错别字”意味着疾病。
癌症、早衰、神经退行性病变、遗传缺陷……
它们的根源常常是一样的：
DNA 在默默破裂，而生命在努力稳住自己。
而在所有这些无声的破裂背后，
站着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守护者——
ATR。
2. “校对员”与“警灯”：修复是一种责任
“你可以把 ATR 想成细胞的校对员。”
他说这句话时，语气平静得像在讲一个常识。
ATR 是一种关键的细胞保护蛋白，
是DNA 损伤与复制压力的“报警器 + 调度员”，
对维持基因组稳定至关重要。
“当细胞在复制 DNA 时遇到障碍，
ATR 会立刻亮起警灯，
告诉修复系统——
出了错，需要修补。”
如果没有它，
我们的身体就像一本被风吹散的书。
每一次辐射、每一次压力、每一次不经意的损伤，
都可能让我们离疾病更近一步。
ATR 的工作不惊天动地，
但它让生命在错误中继续向前走。
“它的任务，是让生命有机会重来。”
他说。
这句话听上去客观、科学、冷静——
可在他口中，却带着一种很深的温柔。
3. 深夜的曲线：世界被理解的那一刻
那是一个深夜。
实验室空得只剩仪器的嘀嗒声。
他盯着屏幕上不断跳动的数据，
等待荧光标记的曲线出现。
当那条曲线终于亮起预期的信号时，
不是兴奋，不是欢呼，
而是一种极其安静的心跳。
“在那一刻，你觉得——
原来世界真的被理解了。”
他说。
许多人以为科学的突破是巨响，
但在真正的科学家那里，
突破往往是——
一盏灯亮起，
然后世界悄悄改变了一点点。
4. 十年的河流：每天前进一厘米
外界看到的，是论文、引用、影响力。
但他知道，
科学的真正重量不在那上面。
“科研就是每天往前走一点。”
他这样说。
是失败后的再尝试，
是实验曲线跑偏后的重新设定，
是凌晨十二点从实验楼走出来时，
灯光打在海雾上的那一瞬疲惫。
十年后，人们惊叹河流的长度；
只有他知道——
那是无数个“今天再试一次”堆出来的。
这就是科学。
也是生命。
5. 科学的温度：让痛苦减少，让时间延长
在癌症治疗领域，
ATR 的研究让放射线和化疗变得更精准。
医生们知道该如何利用它：
让受损细胞重建，
让恶性细胞自毁。
“这意味着病人的副作用更小，
治疗更有效。”
他说。
换成普通人的语言——
这意味着：
痛苦减少了，
时间被延长了，
生命多了一种被温柔托住的可能。
他举起手，
比划着细胞的大小，
语气轻得像怕吵醒谁似的：
“我们研究这些看不见的东西，
其实是为了让生命有更多被修复的机会。”
第五章
当世界开始倾听：团队、合作与传承
1. 科学不是个人英雄主义
科研世界很大，大到许多人终其一生都无法让世界听见自己的名字。
但对邹力来说，
世界注意到他不是因为一句口号，
不是一篇炫目的论文，
而是因为他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
如河流般悄悄地向前推。
“科学不是个人英雄主义。”
他说。
真正的突破像呼吸：
每一个人都贡献了一点空气，
让整个系统可以慢慢被撑开，
直到突然有一天——
世界发现，它已经变大了。
2. “试试吧”：对年轻人的尊重
他的学生常说：
“老师的突破，是因为他从不把我们当工具。”
他会认真听每一个研究生的想法，
哪怕那些想法在别人眼里微不足道；
他会在讨论会上让每个人开口，
因为他知道突破常常来自意想不到的方向。
有一次，一个年轻学生提出一个几乎像玩笑一样的假设。
别人都笑了，
但他没有。
他安静地想了足足三十秒——
然后说：
“试试吧。科学不能害怕奇怪的方向。”
后来，那个“玩笑假设”成为团队研究 ATR 下游机制的重要线索。
突破从不是天才的闪念，
是集体呼吸在某一刻达成的同步。
3. 合作的语言：争执时他在提问
随着时间流动，他的研究不再只属于一个实验室。
来自欧洲、亚洲、美国西海岸的团队陆续加入，
不同文化背景的科学家站在同一个问题前——
试图解码生命的脆弱与坚持。
“科学其实是一种语言。”
他说,
“不同的人说着不同的母语，但科学让我们互相理解。”
在大型跨国合作中，
他常常是那个“稳住整个讨论的人”：
别人激动时，他沉静；
别人争执时，他提问；
别人想赢的时候，他想理解。
科学不需要声音最大的那个人，
需要的是看得最远的那双眼。
4. 在高处保持温度：把信心一点点“修复”
在他的实验室里，有个不成文的传统：
每一个人都要学会耐心。
不仅是对实验，
也是对自己。
一个研究生曾经在论文被拒后焦虑得快哭了。
他没有讲大道理，只做了一个动作——
把手轻轻放在学生的实验笔记本上。
“科学不是为了被认可，
科学是为了理解世界。”
他说，
“理解世界这件事，本来就很慢。”
学生后来回忆说：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不是在做实验，
是在学一种面对未来的方式。”
带学生，对他来说不是培养工具，
而是在培养一种科学家的骨骼——
坚定、谦逊、好奇、耐心。
就像 ATR 修补 DNA 的方式，
他在一点一点修补下一代科学家的信心。
第六章
生活的另一种节奏：家庭、选择与意义
1. 管理不是权力，是方向
随着团队规模扩大，他的工作方式也随之改变。
他不再每天亲手跑完所有实验，而是承担更多判断、协调与方向上的责任。
他说：
“我做得越好，他们走得越顺。
我不是在管理，我是在帮助他们成为科学家。”
然后他补了一句：
“如果我做得好一些，也是在给更多华人科学家铺路。”
不是铺成功，
而是铺“可能性”——
让后来的人看到，这条路他们也能走，
而且走得更稳、更远。
2. 他与太太：安静的力量
谈到家庭时，他的语气明显柔软了起来。
完全是一个被日常生活温柔包围的人。
他说他非常敬佩太太——
不仅因为太太本身是一位教授，
更因为她能在繁重的学术工作之外，
依然照顾孩子、经营家庭，还坚持跳芭蕾。
“这些事情单做一件都不容易，”
他说，“但她做得非常好。”
一家人在剧院看太太和女儿芭蕾舞演出的画面，
在他眼里，是生活里最珍贵的平衡：
科学的严谨之外，
生命里还有另一种节奏。
3. 对孩子的尊重：喜欢才会坚持
我问他：
“你会不会希望孩子将来去哈佛？
子承父业？”
他笑着摇头：
“人生这么短，为什么要勉强孩子？
他们喜欢什么，就做什么。只有喜欢，才会坚持下去。”
在这个家庭里，
科学不是唯一的语言，
跳舞、音乐、运动、好奇心——
都是生命的语言。
而他尊重孩子的选择，
就像他尊重科研中的各种不确定性：
每一种可能性都有它最后会走到的地方。
4. 基础研究离病床不远：意义落在普通人身上
他从不夸大自己的成就，
但谈到科研的意义时，
他的语气会变得十分认真：
“基础研究离病床不远。”
普通人并不关心机制、蛋白、信号通路，
但普通人关心：
疼痛会不会少一点？
化疗能不能更容易承受？
寿命能不能多出几年？
生活质量能不能更高？
他说：
“我们做的事情如果能让治疗稍微好一点点，
那就是意义。”
对他来说，科学不是为了“知识的荣耀”，
而是为了让人类的生命——
少一点痛，
多一点时间，
多一点希望。
这一点，他从来没有忘记过。
5. 未来：由被他照亮的人组成
他不是一个追求“个人传奇”的人。
你和他谈未来，他从来不说“我要做到哪里”，
而是说：
“他们能做到哪里。”
他带出的年轻科学家，
他影响的思维方式，
他打开的研究路径，
他为华人学者铺出的可能性，
他给予孩子的自由，
他让普通人受益的科研成果——
这些加在一起，
才是他理解的“未来”。
未来从不是一个人抵达的地方，
未来是由一群人一起走出来的。
而他正在做的每一件事——
在实验室、在团队里、在孩子身上、在科学共同体中——
都在为那条未来的道路
悄悄点亮光。
这条路，
不是他一个人的路。
他只是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把能照亮的地方照亮，
把能铺平的地方铺平，
把能给出的可能性给出去。
未来就在这些被照亮的地方缓缓展开——星辰大海，一望无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