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自一九六九年被押送农村以后，我家生活不仅一年比一年难熬，更是天天生活在被打骂被欺凌中，生产队对我们这一家地主分子看管得一年比一年严。
一九七一年春天掀起学大寨赶大寨的热潮，我被安排去大队修梯田，就是把挖出来的土用大抬筐装上放到一层一层修好的土地上，大抬筐里装的土都有一百多斤，两个人抬一个框，这是一个重体力活，我和另一个女社员抬一个筐，因为任务紧，中午不能回家吃。饭是由一个叫道喜子的社员一家一家去收，收完后送到梯田里，每个社员各人拿各人的饭吃，有一天道喜子照常各家收饭，但故意不到我家去收饭，中午吃饭时其他社员都吃上了饭，我却没有饭，当时我已饿得饥肠辘辘，双腿发软，那天早晨我没吃饭，就指望着中午吃顿饭充饥，我急不可耐的问道喜子“我的饭呢”，道喜子斜楞着眼轻慢地说“我没有去你家收饭，地主崽子还想吃饭”，我无奈地望着曾经喊着“打倒地主”的革命口号，抽打着我父亲的道喜子，只能忍气吞声。
文革时农村是非常贫穷的，但是造反派都不是那么软弱，他们中有的像道喜子一样的二流子，有的是想出出风头捞点什么，这些人多是干将，打手，他们大多怀着龌龊的目的去表现自己，甚至伤害着别人还从中取乐。虽然没吃午饭，下午的大筐土还是必须抬的，挨到傍晚，我回到家，父亲说：“午饭做好了，我左等右等没等人来收，已经过了下午也没人来收”，还没等父亲把话说完，我已经瘫软昏倒在地上，那情形就像一个受委屈的孩子见到亲人一样无法诉说。
夏天是玉米地里锄杂草的时候，一天，我在无天地的玉米地里锄草，这块地很长，从北头到南头足有四五里地，一个上午能锄一垅就不错了，加之夏天天气炎热，锄起草来总是满头大汗。那一天我正在锄草，在我旁边锄草的社员吕老三锄掉了一棵玉米苗，他左顾右盼然后故意拨到我的地垅上，那种固有的奸猾的本能露着奸笑，这时生产队长郭青走来，看见我的地垅上有一颗被除掉的玉米苗，就大喊大叫起来，好像又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冲着我就咆哮起来“这苗你除了，你这地主崽子搞破坏，破坏社会主义农业，你是罪该万死”，我一看郭队长发的大怒，赶紧解释那颗苗不是我锄的，是吕老三锄掉拨到我的地垅上的。吕老三一听我在说他，马上暴跳了起来，挥起他那贫下中农钢铁般的拳头向我一个说真话的弱小女孩打来，打着，打着，拳打脚踢还不解恨，拿起一棵柳树的柳条向我抽打，柳条抽断了几根，就像钢鞭子一样抽得我皮开肉绽，抽得我满地滚，我痛的在地垅上滚来滚去，血和泥粘在一起，我一个女孩子怕柳条抽打在脸上，用双手紧紧地捂住脸，无力地任凭他肆虐暴打，队长郭青在那为吕老三助威，嘴里不住地喊“打死活该，叫你搞破坏，使劲打”，吕老三一听队长支持他，还为他呐喊助威，又砍了几根柳条继续抽打我，越发来劲了直到打累了，喘着气歇息着，周围干活的社员也都跑过来看热闹，有的还交头接耳嘀咕着，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解救我，也许他们觉得吕老三这场酣畅淋漓的痛打才能舒解他们的心头大恨，才能紧跟阶级斗争的时代，当然，也有麻木不仁的看客，这事与我何干，他们这种淡漠和冷酷至今使我心寒。
那时正值炎炎夏日，我穿的是短袖衣服，一条条带着血的鞭痕交织在两条胳膊上，一出汗又感染了，不到两三天就化脓出水和衣服粘在一起，粘糊糊的，直到秋风送凉才慢慢长肉长皮。被吕老三暴打得疼痛，血流化脓的疼痛，我都不能大声喊出来，因为地主崽子连叫喊得自由也没有，我只能用无声坚强的忍耐化解痛苦的折磨，在那个丧失了理智与良知的年代，人性发生了扭曲，向谁去诉说。
象这样被诬害被诬栽的事情，在我们家早已屡见不鲜，有一年秋天队里收割豆子，一个人两垅，等我们割到地头时，队长把大家叫住了，质问“这是谁割的，剩下这么多豆子”，我一看，不是我割的那两垅，是旁边一个男社员割的，心里便不慌张。可是那个男社员瞅了瞅我，心想应该是地主崽子干的，这谁都会相信，于是诬栽我干的，不等我解释和辩驳拳头早已挥了下来，不是你干的，革命的社员能干吗？不老实就踏上一只脚，我没有眼泪，没有反抗，无力了。回到家一头扑到爸爸的怀里，倾泻心里的冤屈，诉说着待我的不公，眼睛直直地看着父亲，在等待着父亲的回答“我们家到底犯了什么罪？”懦弱老实的父亲擦了擦我流下的眼泪说：“孩子忍着点，不要难过，总有一天上级组织会了解我的，困难是暂时的，委屈也是暂时的。”是的，不要去抱怨命运的不公，也许人生中遭遇的折磨是命运对你的考验和偏爱，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生在一个错误的时代，肉体和灵魂受到无情的蹂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