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e生活·北美发布】报道
表面看，这是一起跨境军事抓捕事件；深层看，作者认为这是一种新型“法律战”升级：国家通过国内刑事立法、起诉与执法叙事，把原本受国际法严格限制的跨境军事行动，重新包装为“跨国刑事执法”。
定居美国北卡的法学博士、国际法专家范金林，在美国入侵委内瑞拉生擒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撰写论文，提出“国内法工具化”概念，警告若这种路径被默许并扩散，国际法可能从“约束强权的规则体系”退化为“强权可选择操纵的工具库”。
一、一个标志性样本：从“军事行动”到“执法行动”的换壳
论文以2026年1月3日美国在“南方长矛行动”（Operation Southern Spear）中对委内瑞拉在位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实施未经同意的跨境军事抓捕为案例。美方将行动定性为针对“跨国毒品恐怖主义”的联合军事—执法行动，并拟在美国以毒品犯罪、“恐怖主义活动”等相关罪名起诉。
范金林指出，本案的国际法关键不在于战术层面“成不成功”，而在于它呈现出一条高度制度化、可复制的路径：
以国内刑事起诉为前置条件，为未经属地国同意的跨境军事抓捕制造合法性外观。
作者强调，这种“路径设计”一旦被复制，影响将超出个案，直指国际法秩序的底座。
二、作者提出新概念：什么是“国内法工具化”？
论文的核心贡献之一，是提出并系统化“国内法工具化”（domestic law instrumentalization）：
国家把本应仅在国内有效的刑法规范、司法起诉程序与执法话语，有意识地向国际层面投射与外溢，用来构造对外行动的合法性外观，从而规避或削弱国际法的实质性约束。
在作者看来，这不是法律的“正常适用”，而是一种目的导向的策略性运用：
- 国内法不再主要承担“约束国家权力”的角色
- 而被转化为服务政治、安全或战略目标的“操作工具”
三、与传统法律战的差别：从“解释之争”转向“适用资格之争”
传统法律战（lawfare）通常发生在国际法体系内部：围绕国际组织、国际法院、条约解释争夺合法性，前提仍承认国际法规则存在。
而“国内法工具化型法律战”的关键转向在于：
- 不再争论国际法如何解释
- 而是通过国内法机制，先一步决定国际法“是否适用”
作者将其概括为范式转移：
从“解释之争”升级为“适用资格之争”。
换句话说，不是“谁说得更有理”，而是“哪些规则被排除在外”。
四、三步操作路径：去政治化 / 去主权化的“身份重写”
论文进一步抽象出这一模式的“三步法”，共同目标是把“外国在位国家元首”改写为“可执法个人目标”，从而剥离国际法保护。
1）起诉前置：先制造“司法在先”的顺序
作者称，关键不在最终能否定罪，而在于起诉书先行，形成“司法背景”，为后续强制行动提供叙事基础。
2）身份重塑：把“国家元首”改写为“犯罪头目”
论文指出，美方在法律文件与政策话语中反复使用“毒品恐怖主义组织头目”“跨国犯罪集团首脑”等标签，同时刻意回避“外国国家元首”“主权代表”等国际法概念，完成去政治化、去主权化。
3）效果外溢：否认国际法保护适用
在上述逻辑链条下，国家元首豁免、人身不可侵犯、以及武力使用限制等规范被“提前排除”——国际法看似存在，实质上却被挤出适用空间。
五、国际法结论：这条路在规范上站不住
论文认为，“国内法工具化”存在不可克服的根本缺陷：
（1）国家元首身份不由他国国内法院单方决定
作者强调，国家元首国际法身份与其法律后果来自宪政现实、国际承认与交往实践，而不是他国起诉书。论文援引国际法院“逮捕令案”（刚果（金）诉比利时）要点：在位高官享有人身不可侵犯与属人豁免，不因外国国内指控而丧失。
（2）国内法不能创造国际法例外
国际法长期确立“不得以国内法为由不履行国际义务”。论文引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7条：国家不得援引国内法作为不履行国际义务的理由。若允许国内刑法“重命名”跨境军事行动，国际法将沦为可被包装规避的对象。
六、最危险的不是个案，而是“可复制模板”
范金林最强烈的警示在于：这不是一次性的争议，而是一个可扩散的制度先例。一旦被默许，可能带来系统性后果：
- 主权平等被侵蚀：强国国内法获得域外优越地位，弱国主权保护被削弱
- 国家元首安全瓦解：任何领导人都可能被他国起诉后“可执法化”
- 禁用武力原则被架空：军事介入可被包装为反恐、反毒、执法
- 国际法碎片化与等级化：规则不再普遍适用，而是“因国而异、因力而异”
作者据此提出判断：
如果这一趋势持续，国际法将从约束权力的规范体系，退化为可被权力选择性操纵的工具库。
写在最后：国际法需要重申边界
论文最后呼吁，国际社会需要在规范层面明确重申边界：主权、武力使用限制、国家代表保护等原则不能被国内法叙事“改写”，否则国际法在形式上仍存，但在关键时刻失去约束力，国际秩序的稳定与可预期性将遭遇结构性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