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红
姨母后来不跑了，她心力衰竭病倒了。孱弱的身体连挣扎着坐起来都吃力，甚至端碗吃饭的力气也没有，只是整日地躺在炕上，只有眼睛神魂不定地转动着，我就打上玉米糊粥放点盐喂她吃，给她擦擦脸，心疼着苦命的姨母，我知道她面临的是生命的困惑，她渺茫的希望变成了绝望。父亲瞅着卧病不起的姨母，焦炙着思考着，姨母以前患过胸膜炎，可能是旧病复发？会不会是内脏有什么病？必须领她去医院看病，可是家里哪有钱看病，父亲思忖后对我说:“你去趟大连，找找辽宁财经学院领导，把咱家的情况跟领导说说，要求补助申请点钱给你姨母看病，她的病不能再拖了。”父亲对我说，他想去财经学院，但去不了，他是戴着地主分子帽子的，是接受管制的，没有生产队开的证明是不能走出郭圈子的。他五月初去大连找姨母，是生产队开的证明，这一次再申请去大连是不会被批准的，生产队已有过明令的，只好叫我去辽宁财经学院找领导申请补助。我听着父亲痛苦的诉说和对我殷殷的嘱咐，思量着，父亲把这么大的事交给我，是多年来我对家里付出的认可和信任，这一趟肩负的可是全家的希望，这是生命的重托，我向着父亲点点头，心里誓愿着。
父亲给学院领导写了封信让我带上，又看了看我，好像对这矮小的唯一的女孩子寄托着什么。信的主要内容是三点:一是我姨母病重，需要补助钱去大连看病，二是秋天到了，生产队分一年的粮食，孩子们都小，挣工分挣不出拿粮食的钱，分的粮食，是一家人一年的粮食，三是冬天快到了，我们一家人没有棉衣棉鞋，孩子们在地里干活冬天必须有棉衣棉鞋。这些情况需要学院领导帮助补助些钱，解决眼前面临的困难。父亲把信放进信封里递给我，又对我说：“这封信千万别丢了。”还说：“家里没有一分钱了，没有你去大连的路费，你怎么办？”我没有犹豫的对父亲说：“我走着去普兰店，到了普兰店我再想办法。”父亲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我，我怕父亲不放心便信誓旦旦的告诉父亲，我一定能办成，那年我十七岁。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出发了，我带了双我自己做的布鞋，还有一双没有底的破袜子，放在用头巾包裹的小包里，带了两个盐水玉米饼子钻进了往西走的玉米地里。大约走了四、五公里路，终于走到了于屯马路边的汽车站点，因为兜里没有钱，不能坐公交汽车，只好望着汽车扬长而去，我只能沿着大路往普兰店方向走，因为怕走远途，走路时间长，把鞋磨坏了，所以不敢穿鞋赤着脚走路，鞋留着到普兰店穿。从于屯汽车站点到普兰店有六十多公里路，没有人告诉我路怎么走，我光着脚快一步慢一步的颠簸地走着，血泡同茧子和在一起，脚觉得疼痛，光着脚每走一步就像走在刀刃上，尖石把我的脚扎的血直流，我已麻木了。
饿了就啃一口玉米饼子，渴了就在路面的河沟里用两只手捧点水喝，快到中午十二点时终于走到了普兰店。到了普兰店，我穿上了自己做的鞋子和破了底的袜子，稍稍歇了歇脚又愁了起来，怎么能到大连呢？这时我发现有几辆大货车停在路边，我一打听是去大连的，到了中午司机都在吃饭休息，我观察了一下，看见一个货车司机坐在车里吃饭，车上装的木材是大型木方，我便走过去和司机说:“叔叔我想去大连，没有钱买火车票，能不能让我坐在车上面的木头里把我带到大连？”司机看了我一个衣衫褴褛瘦弱矮小的小姑娘，说了句:“好吧，上车吧，不要坐在木头上，风大很危险，你坐在大木方缝里。”得到司机的应许，我很高兴，赶紧爬上了车，司机吃完了饭就启动车行驶了。那时即使是大公路，也是颠簸不平的土路，车走得很慢，我在车上大木方缝里坐着，呼呼的风，吹得我头疼头晕，我蜷缩在大木头底下，渐渐地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司机喊了一声:“小姑娘到大连了，下车吧。”我一下子醒了，看看是大连火车站附近的停车场，我连连不断的感谢司机，下车时已经是下午五点多钟，已近黄昏，我琢磨着今天晚上到哪里住呢？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公交车是不能坐的，我顺着马路往黑石礁方向走，等走到黑石礁时天色已很晚，马路的灯都亮了起来，约有七点钟的样子，我想起了小学同学于会珍，她的家就在附近，小学时我们常去她家玩，或许能收留我一宿，我便找到了于会珍家，说明了情况，这位同学看见我这样一个熟悉的陌生同学，留我在她家住了一宿。
第二天一大早我谢了这位同学，离开她家去了辽宁财经学院，一到学院我就打听革委会办公室（文革时期的革命委员会），那时的领导是军队派的干部（军宣队）到学校领导管理学校，我找到了革委会办公室夏主任，他是位军人，个子不高，比较和善，我把父亲写的信交给了他，又把家里的困难和他详细说了一遍，他听了后很同情，但因为他们来的时间不长，不了解情况。以前学院是工宣队领导，才换的军宣队不能马上解决，他告诉我说:“你先回农村，我了解情况后会派人去你们那里。”听了他的答复，看到他那和善的面孔，我有些许欣慰，心想学校快点派人到我家看看，快点给补助，我姨母的病不能再等了。
从学院出来，我来到了学院的家属区，我的家以前住的平房大院，这个大院文革时叫“牛鬼蛇神”大院，把有问题的、被批斗的教授、教师通通赶到这里来，住进院里的平房，这样的大院一共两处，山上一处，山下一处，很多老师被撵到农村后，这些房子大多被废弃。有些在大连工作的教师子女也住在这里，听说我大哥也在这里住过，我就去找大哥，也没有找到。这时已到中午，老邻居赵大哥看见了我，热情的让我到他家吃了顿午饭，饿得饥餐渴饮的我千恩万谢告别了他，看看天色已是下午了，当天回不去农村了，只好明天回郭圈子，这个夜晚怎么过呢？我想起了舅舅在高家村一带住，我打听高家村一带方位，打听舅舅的住所，折腾到下午四点多钟才打听到舅舅家，我把来大连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在他那住了一宿，要了点回农村的路费，第二天一大早就上路回农村了。
我急急火火地回到了郭圈子小队，把去财经学院申请补助救姨母事情的经过向父亲汇报了，父亲听了后很高兴，我赶紧到姨母面前对她说:“小姨，你快能去大连治病了，等补助钱一下来我们就领你去看病，把你的病治好。”姨母用发呆的目光瞅着我，又傻傻的笑了一下，接着又闭上眼睛。
我从辽宁财经学院回来后，我们全家都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等待着学校派人来。这时姨母的病更重了，他整天闭着眼睛躺在炕上，脸上开始浮肿，眼睛肿的只有一条缝，吃完饭就昏睡，我们忧心如焚。
一九七○年九月末，学院终于派人来了，我远远的就听村里的人喊老方家来人了，我兴奋地跑了出去，看见一辆汽车停在我们家屋前，再一看又是徐井淋，他从车上下来时我的心冰凉冰凉的，就是这个恶魔摧残得我们家生不如死。徐井淋来到后看到我们家一贫如洗，父亲哮喘的直不起腰，我姨母躺在炕上奄奄一息，面对着无法目睹的惨境，徐井淋毫无同情怜悯的样子，像一个审判官一样宣布了他这次来的计划，他没有好生气地说:“方红去学院反映了你们家情况，军宣队向我了解你们家情况，派我带来了二百元钱的补助，这钱我是这么计划的，一百元交给生产队，用来秋天分一年的口粮，一百元钱我领方红去夹河庙供销社买些棉鞋、布和棉花，你们拿回来做棉衣，留着方红和方军冬天干活用，再剩下的钱买点盐、火柴等日用品。”我一听赶紧追问他:“我姨母看病的钱在哪里？”他用轻蔑的眼神看看躺在炕上的姨母，说:“看病的事我管不了那么多。”我紧盯了他一句，我说:“你把钱给我们，我们自己安排。”他说:“不行，必须按我说的去做。”我无可奈何便苦苦地哀求:“我姨母的病等不得，必须赶紧到大连看病，我们不穿棉鞋棉衣，不领口粮也得让我姨母治病。”他看我开始哀求就很不耐烦地说:“咱们现在一起去生产队把口粮钱交了，快走，没有时间和你们啰嗦。”在我和徐井淋争辩时，带着“地主分子”帽子的父亲在一旁大口地喘着，看着他曾经的学生，文革的干将，一个迫害狂，一句话也没敢说，只是显出无奈和绝望。
我跟徐井淋上了车，司机把车开到生产队部，徐井淋下了车找到了郭圈子生产队长郭青，他和郭青鬼鬼祟祟地进到小队部的屋子里，讲了约有半个多小时的话，把我家口粮钱交给了郭队长，讲了些什么我不知道，我只清楚的记得徐井淋走后，生产队长郭青对我们家所有人都实施了严格管控，不准随便离开郭圈子生产队，监视得更厉害了。
徐井淋和郭青谈完话就回到车上，司机开着车往夹河公社供销社去，到了供销社，徐井淋用财经学院给的剩余的一百元钱买了几双鞋，棉鞋的样子叫棉水袜子，就是黑色的胶底上面是帆布做的，又买了些蓝粗布和棉花，是做棉衣用的，当时供销社是没有卖现成的棉衣的，国家一切供应都是凭票的，我是带着布票买的，还剩下一点点钱，徐井淋买了些肥皂、火柴等日用品，他把补助的钱花的一分也不剩，整理了一大包放到车里，把我送回了家，我毫无办法，很不情愿的拎着东西回家了，徐井淋就和司机开着车回大连了。
我回到家里父亲和我都很失望，补助的钱花光了，姨母的病还是没钱医治，那真是叫天天不语，喊地地不应。父亲痛楚地跟我说：“他的命很苦，男人一生最不幸的事都让他遇到了，破锅，漏房，病老婆”。他说自己一辈子的命怎么那么苦。看着父亲的哀叹，我的心像针扎一样难受，我们家已经陷入了苦难的深渊，无法逃避，逃避会更加苦难，生命更加危险，一切更加毁灭，不能退缩，不能倒下，苦难对于弱者，就是走向死亡的坟墓。
我看看躺在炕上整日昏沉不醒的姨母，没有衣服穿光着身子趴在姨母身边的六弟，满脚烂疮，流着脓和血赤着脚的五弟，我的眼泪簌簌地流下来，这两个孩子太可怜了，没有妈妈照顾的孩子会冻死饿死的，我一定要让五弟、六弟好好地活下去，照顾他俩长大，再累再苦也要撑下去，我跑到二大娘家央求二大娘教我做棉衣裤、棉鞋，二大娘说:“我知道你是个能吃苦的孩子，可是你还小，能做衣服鞋子吗？”我说:“能做，学着做，我有布和棉花了。”下了工我就跟二大娘学做棉衣、棉鞋，天刚亮我就上工去干活，到了晚上我就在灯光昏暗的屋子里给父亲、五弟、六弟及全家缝纫棉衣，常常做到下半夜两三点钟，昏昏欲睡又不敢睡，五弟、六弟及全家在炕上睡着了，我在湿漉漉的地上铺上废旧报纸，左一针右一针缝制着，缝着缝着，时不时看看姨母和弟弟，一不小心针刺痛了我的手指，缝制鞋的时候把在外面捡到的旧鞋底，拿来重新修理洗刷一遍，粘上浆糊贴在几层布底紧紧衲在一起，再用布做上鞋帮，一边做一边想，五弟的脚不会再冻伤了，五弟有鞋穿了，六弟和四弟及全家都有棉衣穿了，不知不觉月光逝去了，天色有些蒙蒙的光亮，我也困得打哈欠，但疲惫的脸上时常有一丝苦涩的喜悦，我心想今生有缘做姐弟，就让姐姐替你们的妈妈来照顾你们，让姐姐陪伴你们走过童年，让姐姐陪伴你们长大。
打那以后，年年秋后我就为全家缝补棉衣，身体疲劳不堪，双手龟裂，我那时就像一个陀螺不停地运转，褪去了女孩子的矮小脆弱，用窄小的脊背扛起了我的家，以十二分的责任为父亲奔波，为弟弟遮风挡雨，成了他们的依靠，因为我的生命里有了父亲姨母和弟弟的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