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e生活·北卡发布】据《杜克纪事报》编译
如今，杜克大学凭借其全球化品牌以及在学术、科研和体育领域享有国际声誉的实力，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
但在20世纪之初，杜克大学的前身——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仍是一所典型的“南方学院”，在种族和地域构成上几乎没有多样性。本州学生占学生总数的93%，走过校园哥特式拱门的国际学生不足50人。
杜克将自身定位为一所“全球大学”的明确目标，其实是近几十年的事情。1994年的使命宣言中，杜克首次明确提出，要“推进知识前沿，并大胆地为国际学术共同体作出贡献”，从制度层面确立了全球化发展方向。此后30年里，杜克迎来了大量国际学生，创办了包括昆山杜克大学、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在内的海外机构，并与全球社区建立了多样化的服务与合作关系。
《纪事报》（The Chronicle）回顾了杜克在百年历史中如何逐步塑造国际声誉，以及在当下政治环境变化之中，学校如何维系其全球影响力。
“全球”走进杜克
三一学院最早与世界接轨，可追溯到1881年。当年，来自中国海南的宋嘉澍（Charlie Soong）成为该校首位国际学生。宋嘉澍后来回到中国从事传教工作，并最终资助了中国革命。
此后数十年，国际学生始终在杜克校园中占有一席之地。1899年至1925年间，约有45名国际学生入读三一学院，其中多数来自中国和日本，也有来自巴西和韩国的学生，主要接受未来传教士的培训。1929年，来自哥伦比亚的安德烈斯·罗德里格斯-迪亚戈·戈麦斯（Andres Rodriguez-Diago y Gomez）成为该校首位毕业的拉丁裔本科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际学生人数明显下降：1942年仍有23名国际学生在读，但到1945年只剩下8人。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杜克开始加大吸引国际学生的力度，包括在1957年举办暑期交流项目、1960年成立“国际之家”（International House），这是今天杜克国际学生中心的前身。
在这一时期，学校开始尝试更系统地融入国际学生，例如在国际之家举办周五晚间聚会，或通过寄宿家庭项目，将国际学生与当地家庭配对。到1970年，杜克的国际学生人数已增至255人。
然而，这一增长势头很快受挫。由于不具备申请助学金的资格，加之经济衰退背景下学费不断上涨，许多国际学生面临经济压力，直接影响了招生规模。到1989—1990学年，国际本科生人数已跌至仅47人。
与此同时，不少国际学生也感到难以融入杜克主流学生文化。为促进美国学生与国际学生之间的交流，学校于1984年在阿尔斯堡宿舍（Alspaugh Dorm）二楼设立了国际学生居住社区，但该项目仅持续了三年。
1990年代的新愿景
进入1990年代，杜克迎来了重新定位的关键时刻。在时任教务长彼得·兰格（Peter Lange）和校长南纳尔·基欧汉（Nannerl Keohane）的推动下，学校将目标聚焦于“国际化”，力图在全球舞台上拓展影响力。这一战略促成了1991年前往亚洲、1993年前往欧洲以及同年赴中南美洲的一系列招生与交流访问。
“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确实提出了一种我称之为‘磁铁战略’的思路：我们如何把更多国际资源吸引到杜克？包括更多教师、更多学生？”兰格在杜克百年口述史采访中回忆道。
与此同时，校内也开始讨论是否应向国际学生提供经济资助。管理层指出，助学金有助于吸引那些“并非一直享有优渥生活条件”的国际学生，从而增加学生群体的多样性。在获得安德鲁·梅隆基金会35万美元资助后，杜克逐步建立起每年170万美元的国际学生助学金预算，并最终于2002年恢复了基于需求的国际学生资助政策。
招生部门曾设定目标，希望每届新生中14%为国际学生，但近年来这一比例通常维持在约10%左右。
移民政策的冲击
近几年，特朗普政府对移民政策和学生签证的收紧，也给有意赴美深造的国际学生蒙上阴影。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后的数月内，杜克就出现研究生银行账户被冻结、三名社区成员签证被终止的情况，尽管这些签证后来得到恢复，但后续举措仍在校园内引发持续焦虑。
在签证审批暂停数月后，美国国务院于6月恢复审理，但申请人需接受对其“网络活动”的审查，以查找是否存在“敌对倾向”。由于签证积压，一些新生未能及时抵达达勒姆，错过了开学入住日。
杜克走向世界
在吸引国际学生的同时，杜克也开始主动将本校学生送往海外。
早在1927年，杜克学生便通过“海外学习小组”前往法国第戎大学学习。此后，留学项目持续发展，外语项目主要集中在中国、法国和德国。到1992年，已有24%的毕业生拥有海外学习经历。
1990年代，学校进一步推动制度化的全球战略。1994年，杜克制定计划，将每届学生的海外学习比例提升至35%，并将项目地点拓展至西欧以外地区。
2009年，原“海外学习办公室”更名为“全球教育办公室”（Global Education Office）。如今，该机构监管着35个自办项目和120所杜克认可的海外高校，覆盖六大洲、三十多个国家。
“随着杜克确立涵盖地方、区域、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全球发展重点，海外学习办公室也随之演变为本科生全球教育办公室，通过拓展项目组合来适应这一全球化方向，”时任三一学院副院长兼全球教育办公室主任玛格丽特·莱利（Margaret Riley）在新闻稿中表示。
2007年，在杜克基金会和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支持下，“杜克参与计划”（DukeEngage）启动，首批项目落地肯尼亚、也门、坦桑尼亚和印度。该项目后来成为塑造杜克国际形象的重要力量，使学生能够参与服务项目，与全球各地社区深入互动。
八年后，杜克与武汉大学合作创办了昆山杜克大学，这所位于中国昆山的文理学院于2018年迎来首批本科生。杜克还在新加坡运营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该校于2005年在政府资助下成立，旨在强化新加坡的生物医学产业。两者在治理模式上有所不同：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沿用杜克医学院模式，杜克方面在董事会拥有否决权；而昆山杜克大学则在法律上保持独立。
地缘政治挑战下的全球战略
近来，昆山杜克大学也处在政治争议前沿。2025年5月，美国众议员约翰·穆伦纳尔（John Moolenaar）和蒂姆·沃尔伯格（Tim Walberg）致信杜克校长文森特·普赖斯（Vincent Price），以国家安全为由，敦促学校切断与中方合作。随着杜克—昆山合作协议将在2028年到期，学校势必需要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内政治压力加剧的背景下，重新评估这一项目的未来。
尽管挑战重重，杜克并未选择退出全球舞台。2025年10月，校长办公室发布全球战略报告，提出将以“战略性方式”支持围绕健康、气候和经济发展主题的项目，并将昆山与新加坡的国际校区定位为“杜克跨世代的重要承诺”，强调需要有效的行政支持与可持续的风险管理。
报告指出，在肯定过去二十年全球合作成果的同时，杜克当前的重点是建立清晰的评估指标，以追踪未来进展，并确保学校社区与全球合作伙伴之间的透明度。
“在承认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和财政压力促使部分领域从全球化中退缩的同时，杜克必须清醒地认识前方的挑战与机遇，”报告写道，“有意识地参与全球事务，有助于巩固杜克作为学术领导者的地位，为学生未来的领导人生做好准备，也是对人类安全与繁荣未来的一项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