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发布 雅岚
【编者按】
2月24日，在特朗普总统发表国情咨文两个小时前，杜克大学东区名叫White Hall 的阶梯教室，一群绝大部分是华人的群体静静汇聚，来倾听美国两院院士、杜克教授John Aldrich带来的讲座《2026年大选：党争时代的亚裔投票》。
每个人，包括知名学者、担任本次讲座主持人的刘康教授，来自华盛顿的美国华人联盟主席薛海培，被誉为北卡华社领航人的北卡州立大学曾昭邦教授，北卡州立大学原副教务长李百炼教授，州议员刘广亚，北卡第一位民选官员顾泓彬，凯瑞市议员Bella Huang等，还有一位闻讯而来的十五六岁的华二代Eddy，纷纷提问或分享，请John Aldrich教授解惑或探讨。与刘广亚同届当选的菲律宾裔州议员Maria Cervania自始至终保持专注，并分享了她的经历和心得。
1.恰巧，这里也是“白宫”
2月24日晚上，讲座的所在White Hall 让人不由自主联想到华盛顿的“白宫”。
没有抗议的标语。没有媒体的闪光灯。也没有情绪化的口号。
只是几排椅子。一块投影幕布。几条红蓝相间的曲线。
这是一场关于美国选举与政党政治的论坛。表面上，它并不惊心动魄。
它没有政策发布。没有候选人宣布参选。也没有谁站在台上挥拳。
但它发生的时间，却并不寻常。2026年。一个中期选举年。
在美国政治的历史里，中期选举曾经被认为“乏味”。
直到1994年，它开始成为方向盘。
从那以后，每一次中期，都可能改写两年之后的权力结构。
而今年，人们谈论的不只是选举。
是信任。是极化。是制度还能否被相信。
也是——亚裔，尤其华人，在这场结构性变化中站在哪里。
北卡，是一个有趣的地方。它是“蓝点红海”。
城市在增长。科技在涌入。人口结构在改变。
但州议会的版图却常常保持着另一种颜色的稳定。
这种稳定并不平静。它意味着分裂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偶然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由杜克大学教授刘康和北卡州立大学教授曾昭邦联手发起、杜克和亚裔社区参与的政治论坛，就不再只是学术讨论。
它是一种姿态。
在喧嚣与算法主导的时代，仍然有人愿意坐下来听一个学者讲五十年的曲线。仍然有人愿意举手提问，而不是在屏幕后面愤怒。
仍然有人关心——
我们是否正在慢慢失去一种东西。那东西叫信任。
这场活动，不是为了动员。不是为了站队。它更像一次集体的停顿。
在分裂的年代里，人们试图用理性重新梳理问题。
也许不能解决。但至少，可以看清。
灯光没有炫目。语气没有煽动。
但空气里，有一种安静的紧张。
那是一种知道时代正在改变，却还没有答案的感觉。
而这，正是这场论坛真正的重量所在。
2.为什么是刘康？
主持人是刘康。
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安排。
如果只是技术性地组织一场论坛，任何一位政治学者都可以胜任。
但刘康的出现，给这场讨论增添了另一层意味。
他并非典型的政治评论员。他长期研究思想、文化与叙事。他关注的是观念如何塑造现实，语言如何构成权力。
在一个信息过载、观点极化的时代，这样的人来主持关于选举的讨论，本身就是一种姿态。
他在开场时并没有试图解释所有图表。
他坦率地说，他未必完全读懂每一条曲线的细节。但他感到一种趋势。
信任在下降。财富在集中。民众与制度之间的距离在拉大。
他没有煽动。也没有指责。他只是提出一个问题：
“亚裔，尤其是华人，是不是夹在中间？”
夹在什么之间？
在普通公民对政府日益增长的不信任，与少数亿万富豪日益扩张的政治影响之间。
在蓝与红之间。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在安全与焦虑之间。刘康的问题，不是情绪性的，更像一种知识分子的困惑。
当结构发生变化时，少数族裔该如何理解自己的位置？
他多次追问未来。中期选举是否预示着下一轮总统选举的方向？两党是否还有回到中间的可能？如果极化继续加剧，民主制度会走向何方？
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但提问本身，构成了讨论的框架。
在这个意义上，刘康不仅仅是主持人。
他是这场讨论的精神坐标。他既不在州议会之内，也不在基层组织之中。
他站在两者之间。
既理解结构，也理解情绪。
在一个越来越快、越来越尖锐的政治环境里，他选择了一种更慢的方式。
不是判断。而是理解。不是表态。而是提问。
也许，这正是这场论坛之所以存在的理由之一。
3.讲了五十年政治
主讲人是John Aldrich。他研究政党，已经几十年。在美国政治学界，他属于那种研究“慢变量”的学者。
不是每天评论新闻的人，而是观察结构如何在几十年里缓慢移动的人。
当晚，他从1964年讲起。从那场压倒性的总统选举讲起。从《民权法案》与《投票权法案》讲起。从南方政治格局的改变讲起。。
他展示的是曲线。
一条关于公众信任政府的曲线。一条关于国会两党投票距离的曲线。一条关于立法数量变化的曲线。
红与蓝。
五十年代，两条线尚有交叠。
民主党内部仍有南方保守派，共和党内部也有温和派。政治分歧存在，但并未完全分裂。
而到今天，两条线几乎不再重合。
他讲1994年。新任众议院议长Newt Gingrich的崛起。“垃圾话政治”的开始。
中期选举不再是例行公事，而成为方向盘。
他讲2010年“Citizens United”判决。钱被界定为一种“表达”。亿万富豪的政治影响力迅速上升。
他没有用夸张的词。他只是反复展示趋势。
信任下降。极化加剧。立法效率降低。安全选区增多。
政治，从协商变成对峙。
他的语气像医生读一张长期病历。
不是突然的恶化。而是几十年的积累。问题不是一两届政府造成的。也不是一场选举能逆转的。
结构性的变化，往往不引人注意。
直到某一天，人们才意识到——
原来两条线，已经走得这么远。
4.谁坐在这间屋子里
坐在前排的，是刘广亚。她既是州众议员，也是众议院民主党党鞭。她身处制度之内。当讨论转向选区划分与安全席位时，她的发言格外具体。
北卡州一百二十个众议院席位。真正竞争激烈的，不过十席左右。其余席位，多数早已“安全”。
在这样的结构里，议员需要讨好的往往不是选民，而是本党内部更极端的挑战者。
极化，不只是情绪。
它有制度激励。她讲得冷静。
不是理论推演，而是实践经验。
另一边，是Maria Cervania。
她补充了州层面的制度变化。选举委员会的结构调整。县级选举裁决小组的组成改变。
她的语气平稳，却透露出一种警觉。制度的微小改变，有时比公开争论更重要。
稍远一点，坐着Bella Huang。
她更多地代表地方治理。市政会议。道路预算。社区服务。
在州与联邦的结构讨论之外，她提醒人们，政治仍然存在于具体事务中。
在另一侧，是薛海培。
他长期推动华人公民参与。跨州奔走。组织对话。行动的象征。
与他呼应的，是曾昭邦与顾泓彬。
他们谈的是更现实的问题——
华人登记率低。投票率低。参与度低。
在高度教育的群体中，政治冷漠反而更明显。
这不是意识形态问题。更像一种距离感。
还有李百炼。他用数据思考问题。他关心财富集中，关心精英阶层与普通人之间的断裂，也质疑民调数据的可靠性。
在政治语言之外，他带来科学的怀疑精神。
而在后排，坐着Eddy Ma和另一个年轻人。
都是十五六岁的样子。还未到投票年龄，却认真听完了整场讨论。
当他举手发问时，问题简单却沉重——
如果信任持续下降，我们这一代还能相信制度吗？
这个问题，让空气安静了一秒。
图表退到背景。未来走到前排。
主讲人没有给出确定答案。
他谈到两种可能的方向。
进一步分裂，或重新整合。
制度改革需要时间。社区参与需要耐心。没有人宣称掌握解法。
但在这间屋子里，不同层级的人同时发声。
提问与分享交织。焦虑与责任并存。政治在那一刻，不再是抽象概念。它成为一场对未来的共同思考。
记者手记
一个不懂政治的人
论坛结束时，人群慢慢散开。有人仍在低声交谈。有人站在门口交换联系方式。
我坐在中间。老实说，我并不懂政治。我听不懂每一条曲线。也无法判断每一个制度设计的利弊。
我既不是州议员，也不是组织者。不是学者，也不是统计专家。
我只是坐在那里。听。看。记。
可有一件事，我渐渐明白。政治不会因为一个人不懂它，就绕开这个人。
选区划分会影响学校。预算会影响道路。法律会影响签证、税收、医疗、教育。
政治可以被忽略。但它不会忽略人——每一个人！
尤其当Eddy Ma问未来是否还能相信制度时，我忽然意识到——
这岂是这个小小少年的疑问。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疑问。
当刘广亚谈制度激励，当Maria Cervania谈选举结构，当顾泓彬谈社区冷漠，当李百炼谈财富集中，每个人都在寻找一种位置。
而我呢？我没有答案。我甚至没有立场。我只知道，在这个分裂的年代，有人愿意坐下来讲五十年的历史。有人愿意举手提问。有人愿意分享，而不是对抗。这已经不算一件小事。
也许，我们无法立刻修复信任。无法立刻缩短红与蓝之间的距离。但至少，我们可以决定是否在场。
政治不是某个遥远山丘上的建筑。它是一间屋子。有人发言。有人提问。有人倾听。
当晚，我只是一个观察者。但观察，本身也是一种参与。
我们也许回不去那个时代。
但我们可以建新的桌子。
政治不会因为怀旧而改变。
但它可能因为参与而改变。
John Aldrich说，改变从“按下按钮的人”开始。
Ya Lu按过。Bella按过。Maria按过。更多人在推动别人按。
而Eddy，终有一天也会按下那个按钮。
夜色沉下来。White Hall的灯熄灭。人群散去。
我在想，这不只是一场关于2026的讨论。
而是一场关于——
“我们是否愿意留下来，为这个地方承担责任”的讨论。
政治不会重新变成一个“家”。除非有人愿意先开门。
无论如何，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