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红
押送农村的第二年，家里的生活陷入了困顿和绝望，分的粮食快吃光了，也没有钱买任何生活用品。如果向生产队借点钱（农村叫支点钱）是可以的，按照生产队的规定到年底算总账，扣除借的钱，剩余的钱给你，但是这是有条件的，即家里有壮劳动力的，年底有还钱能力的，才有资格去生产队赊账，就是借钱，像我们家没有一个整劳动力，二哥，我和四弟三个孩子劳动工分放在一起也顶不上一个整劳动力的工分，没有借钱的资格，所以生产队不愿意借钱给我们家，全家生活陷入了生存危险的威胁。
我的姨母从北京的师范学校毕业后，在京城做小学教师，人生没有品过苦水，没有经历过苦难，自从嫁到我们家后就厄运连连，苦难就如影随形。一大家子的生活压力使她这个本没有生活能力的人连气都喘不过来，尤其到农村以后艰辛和苦难猝不及防扑来，甚至来不及发一声叹息就被击倒在苦难的岸边，面对苍天，面对大地，无人问津，无人安抚，只能独自黯然神伤，恐怖和绝望紧紧钳住可怜的姨母。
一九七○年五月末的一天，天刚蒙蒙亮，父亲就对我们说：“你们姨母和五弟六弟不见了，也不知去哪里了”。那时五弟六岁，六弟九个月，父亲急切地叫我们三个大孩子快快去找，父亲虽然佝偻着身子，气喘嘘嘘也跑出去到处找，找遍了果园树林，整个郭圈子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连姨母和弟弟的影子都没找到，我询问打听村里的社员，都说没看见。从早晨到晚上找了一天也没找到，天黑的时候我们分别回到了家，每个人的心里都十分焦急，第二天接着找还是没有一点消息，又是一个晚上，我们分别回到家，不祥的恐惧拢上心头，这时父亲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姨母能不能领着两个小弟去大连呢？父亲说他要去大连找找看看，看着父亲心急火燎焦急的样子我们很理解父亲的心情，再看看父亲大口大口地喘着和疲惫瘦弱的身体，我们又怕他出门吃不消，劝他别去了，但一向卧病在屋子里的父亲态度却异常地坚持。
第二天父亲穿着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不离身的破旧的蓝色中山装和一条打了很多补丁的蓝布裤子，佝偻着身躯蹒跚地走出家门，沿着高低不平崎岖的山路挪动着。郭圈子最南头，西边有一个小山坡，种的都是玉米，这里有一条小路通往西边的于屯，大约需要四五公里地的样子，顺着玉米地走到头有一条马路，这条马路在于屯的边上，有一个农村的汽车站点，车是开往普兰店方向去的，大约有六十公里路，到了普兰店才可以买火车票，坐上慢吞吞的绿皮火车去大连。父亲拖着病躯，带着不可预知的希望踏上了去大连寻找姨母和弟弟的坎坷路，父亲一路经历了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日夜的担心，还得早出晚归的去生产队干活，那是一个没有通讯工具的年代，加上农村的闭塞，一切都是杳无音信，我和二哥四弟只能每天下了工以后在田地上，在西边大树底下遥望着大连，盼着，盼着，盼着他们早日回来。
自从父亲走后，我们每天焦急的等待，大约过了四五天，父亲回来了，从他蜡黄消瘦的脸上现出失望和无奈的神情，我们窥见到没有找到姨母和弟弟，我们还是急促地问父亲你都到哪里去找了，父亲说：“去小舅舅家找了，小舅说姨母和弟弟来过了，姨母要他救救她和孩子，她不想在农村受苦受欺侮了”。小舅回答说：“他在农业社里干活，住的房子又小，还有一个姥姥在南方三姨那里需要他寄钱养活，三姨又被打成了右派在湖北的一个劳改农场，所以他没有办法，这样姨母领着五弟六弟失望地走了，也不知道走哪里去了。”
我父亲又到我们以前在辽宁财经学院住的地方和财经学院大院里找了一遍，还是影无踪，父亲又去姨母曾经干临时工的街道生产自救的单位也没找到，同时父亲到了财经学院找到了领导把家里的困难向领导谈了，希望能得到帮助，给予生活补助，那时财经学院的领导是工宣队，听说是起重机厂派去的，工宣队没有给予回应。此时父亲已经疲惫不堪，只好带着遗憾无奈地回到了郭圈子村里。
到了一九七○年八月下旬，突然有一天，我的五弟从西边玉米地里窜出来回到家里，只是他一个人回来，父亲非常惊讶地问他“怎么一个人回来了，你妈妈和六弟呢？”他说：“妈妈在于屯的汽车站下车走不动了，带着六弟行李在路边等我们去接他们。”五弟说他是顺着苞米地的小路一直走到了家，看着只有六岁没有半截玉米秸高的五弟，自己一个人走了四五公里地，我心里不知道是欢喜还是悲哀，只是心疼的不住抚摸他。父亲也兴奋的叫我们赶紧去接姨母和六弟，我和二哥顺着玉米地跑到于屯的马路边上时，看见姨母抱着六弟带着行李在马路边等我们，我激动的跑过去把六弟一把抱过来，搂在怀里，把六弟的脸深深的贴在我的脸上，含着泪亲吻来亲吻去，生怕被人抢了去。看到姨母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现出无奈不情愿的又回到了郭圈子小队的样子，我眼中涌现出难以忍受的痛苦，泪水划过脸颊流进心里。
后来姨母告诉父亲，她想带着俩孩子离开这里，先去的舅舅家，舅舅无法收留他们，又带着俩孩子去了湖北劳改农场找三姨，想寻求三姨的帮助，无奈三姨被打成右派，也是改造的人员，农场根本不能收留她们，她只好带着两个小弟在那里待了两个月，已经走投无路了，只好又回来了。前路坎坷困苦，后路悬崖，姨母迷失于苦难的阴霾。
看到姨母和弟弟回来了，全家团聚了，我心里很高兴，心想再苦再难，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就是平安幸福，不幸只能用勇气来应付，悲惨厄运要用刚毅来迎接，痛苦能够毁灭人，受苦的人也要把痛苦毁灭。我最喜欢的六弟那年刚刚一岁，从来不哭闹，给什么吃什么，我天天用玉米粥放点盐喂他，他满意的瞅着我，好像玉米粥也有味道，好像他也知道家里生活的艰辛，不该有任何的奢求，看着可爱的小弟，我苦涩的心里有了些许慰藉。
姨母回来后，就很少有言语了，跟她说话，她也待理不理的，回来的几天里，我看见她眼睛常常发痴，但看见六弟时还能抱抱。大约过了半个月的一天傍晚，我们坐在地上，六弟要找妈妈抱抱，姨母突然拎着六弟的胳膊往地上一扔，嘴里还嘟囔着“你是谁？”六弟“啊”的一声哭了。二哥抱起了六弟问姨母“你怎么把小六扔在地上”，姨母回怼“你是谁，我不认识你”，又指着全家人说“你们都是谁”？看见姨母的眼睛瞪得发呆，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从那天开始，我的姨母精神失常了，她被逼疯了。
第二天早晨，父亲没见到姨母，她又离家出走了。五弟六弟没有走，都在家里，父亲感觉姨母不会走太远，便叫我们全体出动出去找姨母。我们满山遍野找，生怕漏掉一处犄角旮旯，终于在西山果园后的一个石坑里找到了姨母，因为她已神志不清，深一脚浅一脚地掉了下去，那石坑是村子里盖房子用爆炸物炸过的石坑，已经废弃。我们找到她时，她蜷缩在石坑里，脸上腿上摔得都是淤青，我见到姨母，心里如刀绞一样难受，她太可怜了。
父亲为了不让姨母再出去，就天天跟着她，姨母走到哪里父亲就跟到哪里。有一天，突然姨母不见了，父亲很着急，我们到处找也不见踪影，父亲气喘嘘嘘地跑到山上的石坑边，心想，石坑是个危险的地方，姨母会不会又去那坑里了，父亲往坑里探看，发现好像有条绳子样的东西，他愈加害怕，会不会姨母想不开自尽，便顺着坑边沿慢慢下到坑里，父亲用手刚想拿绳子。吓了一跳，原来不是绳子，是一条盘曲的大蛇，蛇发现有人动它，马上抬起头，父亲吓得就往坑上爬，好在这条蛇没有再动，只是抬了抬头，父亲便回了家。那天姨母夜里没有回家，我们全家又出去找了大半夜也没找到。
第二天中午，有一个农村社员领着满身大粪，头上脸上沾着粪水的姨母送到我家，这位社员说：“他去旁边村子独隈子小队看见一群人往粪坑里推一个人，那人想往上爬，一群人又把她往粪坑里推，有的社员拿她开心，把她的头往粪池里按，其他围观的社员看着热闹哈哈大笑，还有人边推姨母边喊“她是郭圈子小队下放户地主婆。”这位送姨母来我家的社员对其他人说：“你们别推了，他是我们村老方家老婆，把他拉上来，我送他回去。”就这样，这位农民社员把我姨母带了回来。姨母被人欺辱的那样惨厉，看见我们时还在傻笑，我们的心已经在流血了。我们兄妹赶紧去井里打水，在院子里把姨母连衣服带裤子先冲洗了一遍，然后我拿了套干净的衣服带着姨母去夹河里将全身冲洗干净，又领回家用清水洗净擦干，反复几遍，给她换上衣服。经过这件事后父亲更是形影不离姨母。每时每刻生怕姨母离开父亲的视线，后来姨母又跑出去几次。父亲也紧紧地跟着。
过了一段时间姨母突然不跑了，整日在炕上躺着，嘴里还不住地嘟囔着谁也听不清听不懂的话。家里没有买炕席的钱，那炕是用稻草铺的，也不能常洗澡，姨母长期卧炕，身上出现了很多虱子，那虱子和很多小虫在稻草里爬来爬去，我们的身上也有很多，我们早已麻木的不知道痛痒，好像已习惯了非人的生活。
姨母在她的人生中遇到了从未有的坎坷，横逆困穷，她经历了是地狱般的苦难，她日日感到惊吓和不安，她比从来未遇到不幸的人更加不幸。因为她可能倒在黎明前的一抹黑暗，已经没有机会再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