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雅之途
在今年6月即将出版的题为《政权更迭：川普如何运用帝王式总统权力》 的新书中，《纽约时报》资深记者Jonathan Swan与Maggie Haberman，通过大量交叉采访与细节复原，完整重建了2026年美国走向对伊朗战争的决策过程。
这一叙述的独特之处，不在于某一条爆料，而在于它将多个时间节点、会议互动与人物心理拼接为一条连续而清晰的决策链条。
在这条链条中，一个关键变量逐渐浮现出来，以色列总理内塔亚胡并非只是信息提供者，而是在关键时刻参与塑造了美国总统川普的判断框架。
美国高层与以色列的互动不是一次开会，而是随后自己的多次商讨，这些信息都通过内部渠道传递给了《纽约时报》的记者。这也令人想到了当年尼克松的水门事件，涉及同样的丑闻是如何通报出来的。两位记者以非常写实的手法呈现出，川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亚胡以及美国总统幕僚们讨论的全部过程。
整个过程的起点，可以追溯到2026年2月11日。当天上午接近11点，内塔亚胡乘坐的黑色SUV低调驶入白宫。这次访问刻意避开媒体关注，没有公开行程，也没有常规的外交仪式。
简短会面后，内塔亚胡被直接带入白宫战情室（Situation Room），也就是美国在战争状态下最为隐秘的办公室。一个通常不用于接待外国领导人的高度机密空间，随行的还有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局长。
在那里内塔亚胡面对的是一个被刻意压缩的决策核心圈：幕僚长Susie Wiles、国务卿兼国家安全顾问卢比奥、战争部长和普大排长黑格赛斯、美军参联会主席Dan Caine、CIA局长John Ratcliffe（拉特克利夫）以及Jared Kushner和Steve Witkoff等少数关键人物，后两位是川普任命的中东谈判大使，包括对伊朗的事务。
副总统JD Vance当时身在阿塞拜疆，为早己经安排的行程，未能参加会议。其他一些本应参与国家安全决策的高层，甚至完全不知道这场会议的存在。
在会议里接下来的一小时，成为整个事件的转折点。内塔尼亚胡不仅提供了一系列关于伊朗导弹能力与核计划的情报评估，更重要的是，他构建了一种极具说服力的行动叙事：伊朗的军事能力可以在数周内被系统性削弱，政权将因外部打击与内部动荡而迅速失去控制能力，街头抗议有望再次爆发，而一旦时机把握得当，甚至可能推动政权更迭。
为了强化这种设想，以色列方面还播放了一段视频，展示潜在的后伊朗时代的领导人，其中包括流亡的巴列维王储。这一安排的意义并不在于预测未来，而在于让美国的决策者看到未来，从而降低心理上的不确定性。
这四点方案我们可以总结成：第一，斩首行动，即清除伊朗最高领袖；第二，摧毁伊朗的导弹与军事能力；第三，通过外部打击触发伊朗国内大规模民众起义；第四，在动荡中实现政权更迭，并扶持一个世俗化的新政府。这一框架表面上逻辑递进、目标清晰，但在美国情报与军事系统看来，真正的问题恰恰集中在第三与第四点。
原因首先在于可控性。前两点属于典型的军事目标：斩首与打击基础设施，虽然风险极高，但在技术上可评估、在执行上可规划。而第三点即寄希望于战争触发全国性起义则完全依赖社会心理与政治结构的复杂反应。美国情报官员指出，伊朗社会虽然存在不满，但并不意味着在外部轰炸下会自动转化为推翻政权的革命力量。历史经验反而显示，外部攻击往往会强化民族主义情绪，使民众在短期内向内团结，而非倒向反对派。
第四点的难度则更为根本。即便假设政权因战争而动摇，谁来接管权力？如何建立新的治理结构？如何避免权力真空引发内战？这些问题不仅没有明确答案，而且涉及长期占领、重建与政治工程，其复杂程度远超军事行动本身。正因为如此，中央情报局长拉特克利夫将这两点评价为“farcical”（荒诞），而卢比奥更直言不讳地说：“In other words, it’s bullshit, 换句话说，这就是胡扯”。
在他们看来，这并不是对情报细节的争议，而是对“战争如何结束”的根本性分歧。即使幕僚们如此表态，美军总司令还是发动了战争。
更关键的是，这场简报改变了讨论的逻辑起点。原本的问题为是否应该开战，但在内塔亚胡的叙事下，问题逐渐转化为“是否会错失一个可能不可再现的战略窗口”。当川普在简报结束后表示“Sounds good to me”（听起来不错）时，在场多名官员已经意识到，总统的判断正在发生转变。这并非正式决策，却几乎等同于方向性选择。
在这个过程之前，恐怕川普女婿己经向他喂话了，美国应该对伊朗开战。这里面背后的过程，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川普因为听了内塔亚胡在那里胡扯一番就被说服，这种可能性不大，他自己心里应该早就决定打伊朗了。
然而，仅仅一天之后，来自美国自身情报体系的评估，为这一叙事泼上了一盆冷水。他们后来又开了好几次会议，2月12日，白宫再次在战情室召开会议，这一次仅限美国官员参加。CIA局长拉特克利夫将以色列方案拆解为四个部分：斩首行动、削弱伊朗军力、引发内部起义以及实现政权更迭。评估结果十分明确：前两项在军事上具有可行性，但后两项，尤其是通过外部打击触发大规模政治转型，则脱离现实。
这个我们可以看出，川普在发动战争时声称会更迭伊朗政权，但是现在川普时而改口，时而坚持这种说法。他现在更多地将斩首行动也称为更迭政权，所以他是改变了更迭政权的定义。川普不听幕僚们的劝告，但是刻意美化以色列给他描述的美好前景。
参联会主席Dan Caine从制度经验出发，提出了另一层警示：以色列在类似情境中往往会过度推销其计划，因为他们需要美国的参与与支持。大家可以看到这一点，美军最高将领早己经识别以色列的过度推销。以色列也是这样说服川普动用B-2隐形轰炸机进行午夜重锤行动的，然后川普就吹牛说完全摧毁了伊朗的核设施。P3
刚刚返回的副总统JD Vance也明确表达了怀疑，认为一场以政权更迭为目标的战争，将带来不可预测的后果。
但真正决定走向的，是总统对这些信息的筛选方式。特朗普并没有否定情报评估，相反他重新界定了决策标准：如果政权更迭不可行，那就不以此为目标；只要能够实现打击伊朗军事能力与领导层的目标，行动本身依然具有意义。换句话说，他将争议最大的部分从决策前提中剥离，从而保留了行动的正当性。
在随后的数周中，白宫内部的讨论逐渐呈现出一种典型的分裂但不阻止的结构。战争部长和普大排长黑格赛斯是最明确的支持者，他认为与伊朗的冲突不可避免，与其等待，不如主动出击。卢比奥则持更为复杂的立场，他不支持以政权更迭为目标的战争，但认为摧毁伊朗导弹体系是可以实现的有限目标。幕僚长Susie Wiles私下对战争可能带来的油价上涨和国内政治风险表示担忧，但在正式会议中，她更倾向于让其他专业官员表达意见。
与此同时，技术官僚体系，以Dan Caine和拉特克里夫为代表，坚持提供风险评估，却避免直接给出政策建议。Caine不断追问“然后呢？”，然后怎么办，提醒总统注意战争的二阶、三阶后果，例如弹药库存的迅速消耗，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可能被封锁的风险。然而，这种谨慎表达在决策语境中产生了一种微妙效果：它提供了信息，却没有形成阻力。
唯一持续试图改变方向的是副总统JD Vance。他警告说，这场战争将成为“巨大的资源消耗”和“极其昂贵的错误”，不仅可能引发地区失控，还可能撕裂特朗普的政治联盟。但即便如此，在意识到总统已倾向行动之后，他也逐渐将立场调整为“如果必须行动，应尽量快速而有限”。
万斯的这些态度媒体己经传了很长时间了，可能接近事实。这可能对万斯的总统选举还会有好处，因为MAGA的基本盘是反对战争的，Tucker Carlson和Candace Owens都以强烈的口吻谴责川普的伊朗战争。
真正的终点出现在2月26日, 也就28日突袭之前的二天。当天傍晚约5点，最后一次战情室会议召开，持续约90分钟。与此前不同的是，这一次会议的意义不在于讨论，而在于确认。所有人都清楚彼此的立场，也清楚总统已经接近最终决定。
在这场会议上，各方意见以一种近乎制度化的方式呈现出来。JD Vance直言：“我认为这是个坏主意，但如果你决定做，我会支持”。卢比奥再次强调目标必须限定在军事层面，而非政治改造。Dan Caine继续列举风险，却不做价值判断。法律顾问确认行动在法律上可行。舆论团队则提醒，这一决策将与总统“避免新战争”的竞选承诺形成冲突。
当轮到总统发言时，整个房间的权力结构瞬间结束。川普给出的结论简洁而明确：“I think we need to do it.”（我认为我们必须这么做。）这一刻，所有分歧在制度上归零。次日下午，在空军一号上，他在最后期限前22分钟批准行动：“Operation Epic Fury is approved. No aborts. Good luck.”（“史诗之怒行动”获批。不得取消。祝好运。”）
这种分歧在白宫内部迅速形成结构性断裂。支持行动者，如黑格赛斯，倾向于聚焦前两点的可实现性；而持保留意见者，则正是被第三、第四点的不确定性所困扰。副总统JD Vance的反对，也主要基于这一逻辑：一旦战争目标从打击能力滑向改造政权，美国将陷入一个几乎没有出口的战略泥潭。在美国与伊朗停火的现在，我们还是应该给阻止战争升级的派别功劳。
然而，决策的关键在于，特朗普并未接受这套四点方案的整体性。他实际上进行了选择性采纳：保留前两点，剥离后两点。换句话说，他在心理上接受了内塔尼亚胡关于窗口期的紧迫叙事，却拒绝将政权更迭作为必须实现的目标。这种处理方式，使他既能回应以色列的战略期待，又能在形式上规避最具争议的部分。大家都要看战争的后果，但是我们在外面可以看出，这些讨论很多是过家家的。
华裔总统顾问Steve Cheung (陈先生，视频口误成张先生）也参加了会议，他的发言很有价值：战争在公共舆论层面可能引发的反弹，因为当初川普是以反对卷入新的战争而参选的，选民也并未把选票投给一场海外冲突。而这一计划，同样与政府在6月对伊朗实施轰炸行动后的一贯表态相矛盾，当时川普曾经反复强调，伊朗的核设施已被彻底摧毁。那么，如今又该如何解释这长达八个月的说法？陈先生没有给出明确的支持或反对意见，只是表示：无论川普最终作出什么决定，那都会是正确的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整套重建不仅来源于内部消息，更与两位作者的背景密切相关。美国的调查记者真是厉害，他们几乎可以肯定，我们也可以预测一下，他们因为揭露伊朗战争都有可能获得普利策新闻奖。
Maggie Haberman成长于纽约一个深度嵌入媒体行业的家庭，其父母均为知名记者，使她从小便熟悉政治与新闻之间的互动逻辑。所以张雪峰说得也有一些道理，在美国学新闻也应该有些托举的力量。
她曾就读于非常昂贵的Sarah Lawrence College（亦曾在Trinity College学习），接受以写作与个体研究为核心的教育训练，随后直接进入新闻界，长期追踪川普政治生涯。她与一位具有亚美尼亚背景的美国律师结婚，育有三个孩子。这种家庭与文化环境，使她在报道中既保持对权力的敏感，也带有某种局外观察者的距离感。
Jonathan Swan则毕业于悉尼大学，其职业路径横跨澳大利亚与美国媒体体系。他以强势、直接的采访风格著称，擅长在高压情境下逼近决策核心，曾经几次直接采访川普。在外交与安全议题上，他往往更强调结构分析与跨国视角，这使他在处理以色列与美国关系时，能够识别出盟友影响这一关键变量。
两人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来自倾向自由主义的新闻文化背景，对美国卷入新的中东战争持审慎甚至批判的态度。这种立场并未以评论形式直接出现，而是体现在他们对细节的选择与结构的呈现之中：他们没有简单地指责某一方，而是通过还原决策过程，让读者看到一个更复杂的现实，战争并非由单一意志推动，而是在多重不确定性与不对称影响中逐渐成形。
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战情室，在那么狭窄的空间，只有那么少的人参加的环境里，纽约时报的记者都可以把场景呈现出来，包括他们所坐的位置以及说出的原话。作为职业调查记者的操守，我不怀疑他们会编造这些细节，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报道和这本书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材料。
通过两位纽约时报的白宫记者的揭露，他们分别是澳洲和美国的犹太裔，我们可以得出这个结论：美国对伊朗战争是川普深受以色列总理内塔亚胡影响的战争。内塔亚胡的四条现在充其量实现了两条，什么寄希望伊朗人民起来推翻政府和重建民主政权都没有实现，CIA局长拉特克里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判断很对：那是“荒诞可笑”的或者说“完全是胡扯，bullsh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