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红
一九七二年的五月份，那时六弟不到三岁，有几天我发现六弟总是揉眼睛，把眼睛揉得通红，在外面看眼睛鼓了个大包，肿了起来，肿的眼睛都睁不开，过了几天那个包越来越大，我也不知什么原因，因为他太小又不能表达明白，老是在不住的揉眼睛，搞得半个脸都肿了起来。
我和父亲很着急，也不知什么情况，心里很担心，就决定抓紧时间到医院去看看。那时我也抱不动他了，用肩扛着他，用肩扛着能省点力气，到了夹河公社卫生院，医院说:“咱们公社医院治不了这个病，没有这个科室和设备，他这个病必须去大连的大医院看，还要做个手术。”我一听就懵了，去大连对我们来说是个大事，需要路费，需要医疗费。上哪去弄钱呢？如果不去治疗，六弟的眼睛就会出问题，耽搁一天，就会严重一天，等不得。我用肩扛起六弟，回到了郭圈子家里，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父亲，我跟父亲说:“我一定要带他去大连看病做手术。”但是钱在哪里？我愁的跑到院子外面搓手顿脚，踱来踱去，琢磨着到哪里弄钱，心里不停的念叨，钱，钱，怎么办？我想着想着，头晕脑胀地来到院子里，突然看见猪圈里我养的半大小猪，在那咕噜咕噜的叫，好像在提醒我，把我卖了吧，把我卖了吧，我灵机一动心想把小猪崽卖了就可以卖点钱了。但是我又很不舍，我买这口猪时小猪才有我脚掌那么大，我辛辛苦苦养了几个月，准备过年用也㸆点猪油，用来一家人一年的用油，现在长得半大，卖了我也很心痛。可是如果不卖，六弟的看病没钱怎么办？看了看我养的快要壮实的猪，又看看六弟浮肿的眼和脸，我决定卖猪崽救弟弟。
我把卖猪的想法告诉了父亲，父亲也同意，实在弄不到钱了，只能用这个办法了。我又去找了郭金财大哥，告诉他想把猪卖掉给弟弟看病。郭大哥说:“太可惜了，好不容易养那么大。”我说:“眼前没别的办法，只有这么办了，给六弟看病是最重要的。”经过郭大哥的协调，猪终于卖给了本村农民，因急用钱看病价格很低，如果能等到大潭镇每星期的集市，还能卖出一个好价钱，但是不能再等了，集市还得好几天，在我心里给弟弟看眼睛是刻不容缓。
卖了猪拿到钱后，第二天一大早我肩上扛着六弟，走了将近五公里路，到了于屯公交车站，坐上公交车直奔普兰店火车站。当我和六弟坐上普兰店往大连去的绿皮列车时，看看六地浮肿的眼睛紧闭着，脸肿的有些发青，我旁边坐着一位农村妇女看见六弟眼肿成这样，就问我:“你的孩子怎么眼脸肿这么厉害，你这个当妈的也太粗心了，把孩子搞成这样子。”那年我还不到十九周岁，我长得又瘦小，根本就不像长开的大姑娘一样，跟同龄孩子相比更显得干瘦弱小，我听了那个妇女的话也没解释，心想什么眼神，我这个小斤薄两的样子，哪里像个结婚的人。转念一想，那妇女说的或许有道理，怀里紧紧地抱着幼儿，只有妈妈才能做到，我心里略显安慰，是的，姐姐就是替妈妈照顾你的人，再苦再累也要自己扛，我们一起成长吧。
列车呼噜呼噜地往前行驶，有时也会咔嚓、咔嚓来点怪声，我都不会理会，只要六弟在我怀里，在我肩上就是平安，我把家里带的玉米面饼子和弟弟吃了，车上有热水，我还带了个搪瓷缸子，时不时给弟弟喝点水。绿皮火车开得很慢，我抱着六地望着窗外，嫩绿的片片庄稼，我的心早已飞到了大连，只想着列车快点到大连，火车咕咚、咕咚、咔、咔的声响，格外的震耳。突然广播里播送着大连站即将到了的消息，让大家准备好行李准备下车。
快到中午的时候大连站终于到了，我抱着六弟下了车，在车站附近找到了去长春路医大医院的公交车，到了医院，进到了眼科，大夫看完后告诉我是麦粒肿，是急性化脓性炎症，时间太长已经耽误了，得赶快做手术，把里面的肿块和脓取出来。我赶紧把手术钱交上，抱着六弟把他放在手术台上，经过医院大夫的手术，终于把他眼里的病灶取了出来，大夫用纱布把六弟的眼睛包好告诉我千万不要感染了，不要用手搓，给了些眼药水消炎药，又给了些纱布，棉花交代我随时更换。这时已是下午四点多钟，看看兜里还有点钱，我带着六弟去面馆吃了顿面条，饱餐了一顿，买了两个小面包就去火车站，准备回农村。
结果到了火车站，当天去普兰店的火车已经没有了，只有等到第二天一大早才有第一班列车，这怎么办？我想干脆在火车站待一宿，明天早上赶第一班列车回去。傍晚我领六弟在火车站附近玩了玩，天黑了就坐在火车站的木椅上，把六弟抱在怀里，他在我怀里睡了一宿，我在椅子上似睡非睡的熬了一宿。到了早上，我们坐了第一班去普兰店的列车赶回了郭圈子农村。到家后我们全家都松了口气，经过换药吃药，六弟的眼睛好了，但是现在看看眼皮好像还有一个小疤，因他属于内麦粒肿，疤痕不算太大，没有影响他外部的端正帅气。因营养不良，他总是小病不断，但只有两次是比较严重的病，好在父亲和我竭尽全力刻不容缓的送医救治都治好了。现在六弟早已过了知天命之年，也有了其乐融融的家庭，我的心里满满的欣慰，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每年去墓地祭祀父亲，母亲和姨母时，我总是要告慰姨母，两个弟弟早已健康成长，都有了幸福的家庭，您在天堂放心吧，不要话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