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NBC News
美国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 已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起诉 美国国税局 与 美国财政部，索赔金额高达 100亿美元。这起诉讼并非以总统身份提出，而是以个人身份进行，原告还包括其两名儿子以及 特朗普集团。
诉讼的核心指控在于，国税局和财政部未能履行对纳税人信息的保护义务，导致一名前国税局外包工作人员非法获取并向媒体泄露特朗普及其家族、企业的税务记录。特朗普方面认为，这种系统性失职行为对其个人名誉、商业声誉和公共形象造成了长期且不可逆的损害。
相关刑事案件事实上早已结案。前国税局外包员工 Charles Littlejohn 已于 2023 年认罪，并在 2024 年被判处五年监禁。他向媒体泄露的税务资料，直接促成了 纽约时报 于 2020 年发表的调查报道，该报道披露特朗普在 2016 年和 2017 年每年仅缴纳 750 美元联邦所得税，引发巨大政治与舆论震荡。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选择将法律追责的矛头，从个人泄密者转向联邦机构本身，明确指向政府在内部监管和数据安全上的失职。这一策略的重点不在于重新审理泄密事实，而在于确立“制度责任”的法律边界，并要求国家机构为系统性失败承担民事赔偿后果。
索赔金额高达 100 亿美元，在现实法律层面被普遍认为难以全额实现，但这一数字本身具有高度象征意义。它为案件设定了极高的谈判与裁量起点，也在政治层面强化了事件的严重性和制度性后果。
更重要的是，这起诉讼对“特朗普税表事件”的公共叙事进行了重塑。过去多年，该事件主要被解读为特朗普个人财务与税务行为的争议，而如今，特朗普团队试图将其重新界定为一次由政府监管失灵引发的严重隐私侵犯事件，将自身置于“制度失误受害者”的位置。
从政治传播角度看，这一行动延续了特朗普一贯的进攻型司法风格，即通过主动诉讼，将原本对其不利的议题转化为制度责任与政府失职的讨论，从而重塑舆论焦点，并巩固其支持者对“深层官僚体系失控”的认知。
无论最终判决结果如何，这起针对财政部和国税局的百亿美元诉讼，已经超出单纯的法律纠纷范畴，成为一场围绕政府权力边界、个人隐私保护以及政治叙事主导权的公开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