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谁”?北卡德仁学院一间教室里,华裔历史走进课堂,让学生直接面对公众

作者:雅岚

2026年,4月的最后一天。

下午,阳光从窗外斜斜地落进来。

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德仁学院(Durham Academy),一间普通的教室里,装满了中国元素:汉字、醒狮、龙舟的船桨、中国画……尤其是窗户上的藏头对联,格外醒目——

上联: 德润书香滋桃李

下联: 仁昭学府育英才

学生们围坐成几个小组。

桌面上有零食,有电脑,有一张张手写的名字卡:Uistean、宋凯福、Ashley……

 白人、非裔、亚裔、混血背景的孩子挤在一起,时不时低声讨论。

看起来,这只是再普通不过的一节课。

直到屏幕亮起:法律和媒体如何塑造我们看待一个群体的方式?(How do laws and media shape the way we see a group?)

紧接着,他们进入一个并不轻松的主题——

 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

一、为什么历史会这样发生?

没有铺垫,没有情绪渲染。

他们直接开始讲。

但更值得被追问的问题是:

为什么一所中学,会允许学生如此深入地讨论这样复杂、甚至带有现实张力的议题?

答案,并不在课堂本身。

而在这所学校的教育理念中。

在Durham Academy,课堂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一个训练学生如何进入公共讨论的空间。历史不只是被记住的内容,而是被理解、被质疑、被重新讲述的对象。

在这里,学生被鼓励去问:

为什么历史会这样发生?

 谁在讲述历史?

 谁没有被讲述?

 我们今天如何面对这些问题?

这已经不是“学历史”。

而是在学习:

如何成为一个能够理解世界、参与世界的人。

于是,这并不是一场传统的课堂展示。

在一个大的主题之下,学生们分成了多个小组,围绕不同子议题各自展开:排华法案本身、1882年之后的移民政策、疫情后的仇亚情绪、19世纪反华暴力与惨案、“中国行动计划”对华裔科学家的影响……

教室里摆放着几张“讨论桌”。

被邀请来的成年人,可以自由选择坐到任意一桌,听学生讲述。

 一个主题结束后,还可以换到另一桌,继续听另一组的展示。

这让整节课,变得更像一场小型学术圆桌:

学生讲,成年人听;

 成年人问,学生答;

 有时,成年人也会分享自己的观察。

知识不再是单向的传递。

它开始在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来回流动。

二、他们开始理解:偏见并不是偶然

一个女孩站起来说:

“这些仇恨犯罪的数据,并不包括语言攻击或没有被报告的事件。”

语气很平静。

但教室忽然安静了一下。

另一组学生讲法律。

他们没有停留在条文,而是提出了一个更深的判断:

“这些法律不仅限制了华人进入美国,也影响了人们如何看待华人。”

这一刻,讨论的重心悄然发生了变化。

他们开始意识到:

✔️ 偏见,并不只是个人情绪

 ✔️ 偏见,往往是被制度、语言与媒体共同建构出来的

讨论继续。

他们讲到19世纪的报纸与漫画,如何把华人描绘为“危险”“肮脏”,甚至被类比为动物。

然后,一个问题被提出:

✔️ 那华人自己的声音呢?

短暂沉默之后,有人回答:

“很少。”

语言的缺失、媒体的缺席,使一个群体长期被他人定义。

于是,一个几乎没有被刻意说出口的认知,在教室里慢慢浮现:

当一个群体无法讲述自己时,别人就会替他们讲述他们是谁。

而历史更复杂的地方在于:

 这种讲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三、历史并不固定,它会摆动

在众多发言中,有一个观点格外清晰。

一位学生说:

华裔在美国历史中的形象,一直在变化——

  • 19世纪:廉价劳工,被排斥
  •  20世纪:模范少数族裔,被需要
  •  疫情之后:再次被污名化

他说:

“这种变化,其实取决于当时什么是政治上有用的。”

这句话,让整节课从“历史学习”上升到“结构理解”。

因为它揭示了:

✔️ 群体形象,并不只是文化问题

 ✔️ 它是权力、叙事与利益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一点,也被 Jenny Zhang 敏锐地捕捉到了。

Jenny 是 Durham Academy 亚太裔家长小组的协调人。她旁听了两期关于华裔历史的学生报告后,感触很深。她注意到,1882 年到 1943 年,美国曾通过法律排斥华人;而同一个国家,又通过最高法院判决确立了出生公民权。

她说:“规则并不只是用来接受的。你可以参与,你可以表达,也可以推动它改变。”

四、这不只是课堂,而是一个正在形成的公共场域

这节课,并不封闭。

教室里,除了学生,还有一群“旁观者”。

有家长,有老师,也有对这个议题本身感兴趣的社区成员。

还有两位媒体从业者:

一位来自北美华人媒体平台“北美发布”,雅岚(就是我);

 另一位,是来自

 WUNC 91.5 的数字新闻制作人 Eli Chen。

她没有举起录音设备,也没有进行采访。

她只是坐在那里,听。

但正是这种“未被记录的在场”,让这节课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

它不再只是课堂。

它开始像一个公共场域:

有表达,有倾听,也有尚未被说出口的回应。

杜克的博士后研究员王星明在课后分享说:这场期末汇报安排有序,学生准备充分,互动积极。孩子们的讲述,让他重新看见华人移民在美国历史上曾遭遇的不公,也看见当下华裔群体仍在面对的挑战。

他说:“孩子们认真讲述历史的样子,让我看见了新一代年轻人对种族平等与社会正义的求索。”

分享结束后,一位非裔母亲说:

“这堂课太棒了!如果让我打分,我会给100分。”

她的评价很简单。

但却说明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这节课跨越了族裔边界,被理解了。

五、Bonnie Wang:让课堂成为“身份的入口”

这堂课的背后,是Bonnie Wang。

她不仅是一名中文教师,也曾担任北卡中文教师协会(CLTA-NC)会长(2019–2021),

 现任北卡外语教师协会(FLANC)会长,并曾获得FLANC年度教师奖。

她在做的,不只是语言教学。

她在做一件更深的事情:

把语言课,慢慢变成一门关于“身份”的课程!

6年前,她发现:

一部分学生,被传统课堂忽略了。

他们:

  • 会说中文,但不会写
  • 在美国长大,但文化认同模糊
  • 既不属于“零基础”,也不完全属于“母语者”

传统教材,对他们来说是失效的!

于是,“华裔班”诞生了。

这个班级不是为了提高考试成绩,而是为了回答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作为华裔,我们是谁?”

在最初,课程仍然以语言为主。

但很快,Bonnie发现:

他们真正关心的,并不是词汇和语法。

而是:

?自己的身份

 ?自己的历史

 ?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位置

于是,这门课发生了变化。

它不再只是语言课。

它变成了一门——

关于身份、历史与现实的课程!

Bonnie用四个词来描述这门课:

✔️ Identity(身份)

 ✔️ Diversity(多元)

 ✔️ Justice(公义)

 ✔️ Action(行动)

她把这一路径落实为课程结构:

秋季,强化阅读与表达能力(Literacy);

 春季,引导学生走向社区(Community Engagement)。

她曾说:

“很多学生的文化,在家庭中存在,但在学校中没有被看见。”

这门课,正是在补上这一部分。

整堂课,Bonnie老师,几乎没有怎么“讲”。

她做的,是:

  • 抛问题
  • 控节奏
  • 引导对话

她说:

“We learn history so we don’t repeat it.”

 (“我们学习历史,所以不再重蹈覆轍。” )

“But history often repeats.”

(“但历史常常重演。” )

尤其振聋发聩。

六、他们不只是学习历史,而是在参与社会

我换了两次桌子。

每一组学生都准备得非常认真。

幻灯片清晰,讲稿详细。

有的学生会低头看稿,有的却可以大段脱稿表达。

最后的问题,是全场最重要的:

?华人在美国,是“被需要的”还是“被排斥的”?

? 未来会怎样?

一个学生说:

“It depends.”(看情况……)

另一个补充:

“We need minority unity.”(我们少数族裔需要团结)

这意味着什么?

他们已经从: “我们受过什么”走向: “我们要成为什么”。

更难得的是,当我们提问时,他们并不慌张。

他们可以解释自己的资料来源,也能回应更深的问题。

他们不是在背答案。

他们是在思考。

也正因为这样的形式,这堂课发生了一种转变:

它不再是“为老师完成的作业”,

 甚至也不只是“为自己准备的展示”。

它开始变成一件面向社区的事情。

当学生把自己的研究讲给家长、老师、学者和媒体听,

当他们面对真实的问题与反馈,

他们开始意识到:

✔️ 自己的身份,是值得被认真理解的

 ✔️ 自己的历史,是值得被重新讲述的

 ✔️ 自己的声音,是可以被听见的

学习,在这一刻变成了参与。

七、当一堂课慢慢走出教室

普通的教室。

没有舞台。

没有灯光。

只有一群孩子,在认真地说话。

但有些东西,已经发生了改变。

有人发言,有人倾听。

也有人,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

走出教室的,不只是学生。

还有家长、教师、学者,以及媒体从业者。

他们带走的,也不只是一次课堂体验。

而是一种更深的可能:

✔️ 如何理解彼此

 ✔️ 如何讲述自己

 ✔️ 如何共同生活在同一个社会

如果历史是一条河,

那一刻,这些孩子已经不只是站在岸边。

他们把手伸进水里。

不是为了搅动它,

而是开始学会——

如何改变水流的方向。

后记:

从一间美国课堂,想到我们的教育……

那天离开教室时,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如果同样的主题,放在另一种课堂里,会是什么样子?

在我们熟悉的教育经验中,课堂常常是有标准答案的。老师讲,学生记;老师问,学生答。一个问题,最好有一个明确结论。历史更多时候是被整理好的知识点,是时间、人物、事件,是考试中必须准确写出的答案。

而在那天的Durham Academy,我看到的是另一种课堂。

它并不急着给答案。

它允许学生面对复杂,允许他们带着不完整的理解进入讨论,也允许不同背景的人坐在一起提问、追问、回应。学生不是被要求“相信什么”,而是被训练去判断:证据在哪里?谁的声音被听见了?谁的声音被遗漏了?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回应过去?

这不是说一种教育一定高于另一种教育。

中国教育有它极强的基本功训练。它让孩子有扎实的记忆力、纪律感和知识积累能力。很多华裔孩子身上的勤奋、韧性、对学习的尊重,都与这样的文化传统有关。

但美国课堂里这类讨论,也提醒我另一件事:

知识如果只停在记忆里,它是安静的;

 知识如果进入提问里,它才开始醒来。

一个孩子真正的成长,不只是知道了多少历史,而是他能不能从历史里看见自己,也看见别人;不只是能不能说出正确答案,而是能不能在复杂世界里,仍然保持理解、判断和行动的能力。

那天的课堂,让我看到教育最动人的一种可能:

它不是把孩子变成同一种答案。

而是帮助他们,慢慢长出自己的声音,

一直一直,向上生长!

向上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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